反井施工技术在处理钻孔穿越坑道中的应用

在危机矿山深部探矿钻探施工中,钻孔难免会遇到采掘或废弃的坑道,给钻孔的正常施工带来了诸多困难。遇此情况后,采用反井施工技术,对钻孔进行反拉扩孔实施套管隔离,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为此目的,设计了反拉扩孔钻具、解决了高泵压下循环介质的密封问题。实现了钻孔快捷、经济的一次穿越坑道,达到了地质设计的目的。     

城乡生态质量对经济快速增长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响应——以合肥为例北大核心CSCD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本文以合肥为例,选用2002、2010、2020年的Landsat系列影像,利用改进的遥感生态指数(MRSEI),并引入城市扩张强度、城市重心转移模型等,探讨了城乡生态变化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响应。结果表明:2002—2020年合肥市主城区与周边乡镇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恶化趋势,其中周边乡镇MRSEI均值由2002年的0.747下降至2020年的0.495,降幅为33.7%,主城区MRSEI均值由2002年的0.669下降至2020年的0.491,降幅为28.73%;周边乡镇生态质量下降幅度高于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张强度大于主城区,生态破损更为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区域主要由主城区向周边乡镇放射性分布,生态环境变好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周围,而城市扩张的区域与MRSEI评价结果显示的生态环境恶化区域基本重合,生态环境变化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强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Cesium的铁路线路三维场景空间信息服务

随着我国铁路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三维GIS和网络GIS在铁路领域中的应用逐渐深化。本文针对铁路线路三维场景空间信息服务,提出了基于三维开源引擎Cesium的铁路线路三维场景构建及网络应用方法,对Cesium架构与网络服务、线路三维地理环境构建、铁路工务基础设施工程组件三维模型构建进行了研究。为将铁路线路空间地理环境信息与铁路基础设施模型集成在Cesium三维引擎中,对铁路基础设施正向设计下的BIM模型进行了轻量化研究,实现了基于Cesium的网络化、跨平台、分布式铁路线路三维空间信息三维场景漫游、数据共享与功能服务。     

我国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标准现状及体系建设的思考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生态修复建设的主要因素。为深入分析我国海洋生态修复标准体系建设,本研究基于海洋生态修复领域标准检索和文献资料分析,总结了国内外海洋生态修复发展的态势,探讨了当前我国海洋生态修复标准化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标准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国家级媒体平台全球网络建构的地理学空间分析——以中国长城平台为例

以中国长城平台为例,探索中国媒体全球网络建构格局、过程与机制,以城市为网络建构的地点、国际电视媒体为纽带、19个中国城市及30个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全球化与世界城市）为研究对象,集成联系强度、城市媒体影响力指数、媒体传播方向异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电视媒体输出至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电视媒体输入至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双向互动过程进行地理学空间可视化分析,探讨长城平台全球网络建构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城平台中国境内媒体来源整体呈一核三区多节点格局;② 长城平台海外输出网络反映了中国城市与世界城市间的媒体网络联系,以北京、香港与GaWC中Alpha级（世界一线城市）纽约、吉隆坡、曼谷及Beta级（世界二线城市）河内、内罗毕等世界城市形成逐级扩散网络;③ 中国港澳台地区作为境外媒体输入的重要节点,主要与北美、东南亚、西欧形成空间关联。     

西北“水三线”地区生态经济枢纽区基本理论与建设布局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空间区位又决定了其具备促进区域协调、沟通国际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筑牢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经济枢纽区,将有助于改善西北及全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全域生态安全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中国西北“水三线”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战略定位与生态经济功能,基于对研究区人地环境、城市群与城镇发展体系、人口布局与民族构成的全面解析,解读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基本内涵,其可归纳为生态功能区、经济枢纽区、文化融生区、深陆通道区四个方面。进一步,本文综合宏观布局、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等视角,阐明了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构建了西北“水三线”地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并提出河西、兰西、天山北坡、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建设格局与发展途径,探索了生态经济枢纽区与国家战略布局的互动关系。以期助力中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深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土地资源人类活动适宜性评价方法及实证应用

针对中国现有土地资源人类活动适宜性评价方法存在的问题,搭建了适用于青藏高原的评价流程框架,建立了基于栅格单元的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定量评价模型,提出了空气密度、气温、坡地适建、坡耕地土壤抗蚀等关键参数的普适性算法,并以藏东南米林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米林县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可划分为适宜、较适宜、一般适宜、欠适宜、不适宜5个等级类型,30 m精度建设用地各适宜性等级面积占土地面积比例依次为1.26%、2.92%、2.12%、2.77%和90.93%;50 m、100 m各等级面积较30 m误差±0.34%,250 m误差 ±1.11%,500 m、1000 m误差较大。30 m精度耕地各适宜性等级面积占土地面积比例依次为0.72%、3.07%、2.62%、1.35%和92.25%;50 m、100 m、250 m与30 m误差±0.52%,500 m、1000 m误差较大;② 米林县现状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主要分布在建设用地较适宜、适宜和一般适宜等级类型,30 m精度三者合计占比达95.96%,50 m、100 m占比分别为95.96%和94.74%。现状耕地和种植园用地主要分布在较适宜、一般适宜和适宜等级类型,3种栅格精度下三者合计占比大于96%;③ 业已建立的评价方法、定量模型及参数算法是可行的和适用的,青藏高原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评价的适宜栅格精度为100 m,最大不超过250 m;④ 建立了可应用于青藏高原的土地资源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等级类型与地形高程及坡度对应谱系。     

地理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点领域与行动建议

健康与环境关系是最基本的人地关系,“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地理学参与。地理学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基于发展战略、过程评价和政策导向的路径指引,基于人地关系和谐和空间系统优化的理论指导,基于健康生活引导、健康服务优化、健康环境营造、健康保障决策、健康产业布局的实践指南。地理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可在居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时空行为、区域人群心理健康,重点人群健康服务、重大疾病监测防控、重点区域健康促进,健康大数据与信息系统、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健康服务可达性与公平性,气候变化的健康应对、健康生态环境建设、环境健康风险治理、健康城市（环境）建设、健康乡村（环境）建设、健康文化景观建设,道地药材开发与中医药产业布局、康养旅游与健身休闲产业布局、养老服务与妇婴产业布局等18个领域发挥独特优势。地理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还存在地理科学的健康基础薄弱、地理学者的参与意识不强、地理组织的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需要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健康地理学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强化地理应用技术与地理科学思维深度融合的健康促进研究,强化地理组织对地理学者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系统引领与政策支持。     

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Energy markets,capital inertia and economic instrument impacts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emissions trading and energy taxes to the EU and national climate strategies, limited research exists on their impact on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sectors targeted by economic instruments.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redressing this deficit by critically analysing whether economic instruments applied within the UK provide sufficiently strong price incentives to overcome barriers to investment in energy-intensive sectors created by the capital and finance costs of replacing ‘legacy’ infrastructure and fluctuating base energy prices.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189 companies from the cement, aluminium and chemicals sectors and 23 interviews with sector associations and businesses from these and other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dicate that economic instruments have raised awareness of energy efficiency but have had a minimal impact on investment decisions. EU-wide economic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have yet to be fully tested but may encounter similar difficulties. On this basis, we argue that economic instruments may need to be complemented by more interventionist programmes focusing on large-scale investment in energy modernization and we also discuss how economic instruments can contribute to this 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