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影响因子实证分析

在界定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基于上海市科委高技术企业年报系统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4类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影响路径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影响力等因子的核心影响,且为正向促进作用;② 高新技术产业不同行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存有较大差异,如政府干预因子对新材料产业创新结网影响较大,且通过投入创新活动资金的形式干预创新网络构建,但对其他产业创新结网影响相对较小;③ 所有制、空间区位和中介服务等影响因子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影响均较小,甚至不产生作用。通过4个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影响因子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形成机制。     

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发展与创新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人文地理学教学、研究和实践的综合性教学科研单位。人文地理学的前身为195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60多年来,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秉持“教学科研并重,理论服务实践”的宗旨,从以人文地理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逐渐向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纵深拓展,形成了文理工交叉融合的创新研究思维和人文地理学科体系,创建了城市与经济地理系、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经过6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开拓创新,对城镇化、城镇体系、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评价与规划、产业区位与区域产业演化、产业集群与创新网络、住房与房地产经济、风景名胜区与世界遗产、村镇发展规划、城市社会地理、时间地理与行为地理、历史地理、旅游地理研究与规划、计量地理、交通地理和交通规划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具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与城乡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未来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继续包容发展,加强多学科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战略决策的服务能力和人文地理学科在世界的学术影响力。     

北京大学地貌第四纪学科的创建与发展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开始了地貌与第四纪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标志着北大地貌第四纪学科的建立。65年来,在新构造活动与构造地貌、气候地貌与沉积、流水地貌与沉积、沉积相与比较沉积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第四纪地层与年代学、第四纪气候与环境变迁、海洋地球化学过程与环境演变、环境考古与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一些领域发挥了创新与引领作用,解决了一系列国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为中国地貌第四纪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地理学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北大地貌第四纪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将以地球系统科学的视角,加强地貌学与自然地理学各分支以及地球科学其他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深化不同宏观时空尺度演化与现代过程关联的研究、以及影响地貌演化的地球系统各要素及相互作用研究,系统展开气候变化、环境演变与地貌过程的模拟研究,加强地貌第四纪理论研究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与应用,推动中国地貌第四纪科学向更高水平发展。     

Exploring Agro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Unearthing Innovators and Documenting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 Southeast Australia

In this article we describe a movement to regenerate and sustainably use native grasslands using innovative grazing and cropping strategies. We find that this movement h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and is a strong example of a bottom-up transition toward a sustainable agroecological farming system. This COP was identified and described using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s followed by biophysical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with active COP members. Using these multiple mixed-method approaches helped characterize the COP’s many layers, revealing how and why it is driven and fashioned by innovators who collaborate via joint enterprise, mutual engagement, and shared repertoire. Holistic Management, Grazing for Profit, and Stipa Native Grasses Association were the key enabling programs/associations for the COP, which, like other agroecological movements, exists on the margins of conventional agri-innovation systems and endures with little public acknowledgment or support. It is a potent grass-roots example of adaptive farm management that generates optimism in the farming families involved,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research and extension paradigms regarding both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change.     

中国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证据

自主创新是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各级政府纷纷给予企业创新活动多方面的财政支持。然而,经济地理学很少考察政府财政支持对创新的具体效应,其他学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缺乏定论。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和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全国地级市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当地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效果存在异质性。从全国整体情况看,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但东部地区、大城市例外;政府科技支出对国企和大中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该结论对于政府检视地方政府科技扶持政策效果和调整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财政分配方案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创新“二分法”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研究

从创新“二分法”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知识学习（STI）和经验学习（DU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构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从网络结构看,DUI是装备制造业创新结网的主要方式,产业伙伴比知识伙伴更重要。② 从空间尺度看,STI和DUI的区域合作均重于本地合作;国家层面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合作的最佳空间尺度。③ 从环境需求看,优化本地创新资源并不能有效增强网络创新能力。研究指出,培育DUI创新绝对优势、重视区域创新协同合作、推动符合产业创新特点的环境建设与制度安排将有助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② 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③ 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④ 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⑤ 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制度溢出效应的地区固定时间随机模型

为了控制个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尤其是因变量之间、解释变量之间和误差项之间存在的交互效应。借鉴国内外文献常用的一些制度代理变量、控制变量和扩散变量建立空间计量分析的指标体系。通过Matlab软件和R软件程序代码适用模型的比较,发掘其中的互补之处,针对固定效应可能的不足,着重分析同时或交叉使用地区或时间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即地区固定时间随机模型、时间固定地区随机模型、地区时间双固定模型和嵌套模型(SARAR)4种情况。1994—2014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证实存在显著的制度溢出效应,并且地区固定时间随机模型较好地控制空间结构,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一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