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乡村发展现实困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论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演进态势与时代特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功能体系,剖析了二者的互动机制,探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与典型模式,并进行了研究展望。结论如下：①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境、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本质是新时期为适应城乡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再调整,二者均具迫切性、交融性与攻坚性的时代特征。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乡村发展总体耦合联动、互促互馈。② 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多功能价值,通过补短板促进乡村重构与乡村多功能发展,发挥制度联动、城乡融合与经济转型的乘数效应,助推乡村振兴,并带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优化。③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整合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的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④ 未来需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联动作用,同时重视改革的政策性摩擦,深化乡村振兴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反馈,并权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区域一体化与制度距离作用下的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在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企业跨境并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论文基于BVD-Zephyr数据库统计的2003—2017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数据,分析了交易双方是否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和彼此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境并购成功率和交易金额的影响。通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研究发现：① 区域一体化能够促进中国企业达成跨境并购交易,但不能提升交易金额;② 中国企业与正式制度距离远,即法律、规制层面差异大的国家内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的可能性更高,但正式制度距离的存在不利于交易规模扩大;③ 非正式制度距离与交易完成呈负相关关系,即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过大不利于中国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然而交易一旦完成,非正式制度距离大的贸易双方交易金额更高。此外,论文还认为,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内部成员国之间正式制度距离会衰减,其对交易规模的阻碍作用也会被削弱。     

中国重点产业创新产出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采用Mann-Kendall、Theil指数、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1994-2014年中国十大重点产业创新产出时空演化进行分析,并对创新发展空间分异成因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重点产业创新产出分为两个时段,成果呈指数型增长;② 创新产出差异先增后减,东、中、西、东北板块间差异小于板块内部,创新产出发展呈现出传染扩散与等级扩散的双重特征;③ 邻域环境影响创新发展,创新产出水平发生类型转移的单元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且活跃度不断提升;④ 经济社会与政策条件、高等教育基础条件对重点产业创新发展有明显的正向驱动作用,而工业化程度影响微弱,未来加强对高等教育基础与智力资本的投入可进一步增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     

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建与制度环境改革

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急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是新时期建立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在国务院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类规划的编制职能向自然资源部集中,急需探索和建立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制度环境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表明：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依赖于部门的职能整合,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合与重构,三是依赖于制度环境改革。因此,在机构改革逐步完成的形势下,需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建与制度环境改革两个路径着手,从国家、省域、市县等层面阐述了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思路,构建五级四类、上下衔接、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确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专业人才培养、规划资质管理、推进立法等几个方面推进制度环境改革。最后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审批程序前置和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确立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定地位与统领作用。结合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出了尽快出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和技术规程、重新调整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时序安排、加强技术队伍建设等若干建议。     

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基于开发区联系的视角

城市网络研究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基于开发区数据,借助引力模型构建了中国城市关联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网络发育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① 城市网络中心度呈现为少数城市占主导的金字塔结构,网络覆盖城市具有沿海、沿江和地方中心三个指向。高新区城市关联网络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城市共同主导,经开区城市关联网络由长三角地区城市主导。② 城市网络从城市群内部开始向其他区域扩展,并从团簇结构逐步向鸟巢结构转变。高新区和经开区城市关联网络在哈尔滨-成都-深圳（广州）-福州-上海围合成的网络密集区内分别呈现北密南疏和东密西疏的非对称格局。③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所形成的两类城市网络均表现出极弱的多中心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类网络的多中心趋势均在增强。④ 板块经济的运行以及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对城市网络联系具有积极的影响。基于国家级开发区数据,测度了城市间的关联网络,结果反映了开发区政策对于中国城市网络体系重构的重要作用,不仅对于理解中国城市关联网络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源。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270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 number of important shifts are emerging in urbanization pattern across the world.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渔业社区管理在中国的实施探讨

传统的渔业管理强调了政府的直接控制管理,忽视了渔区在其中的作用。渔业社区管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发展而被作为一种解决传统渔业管理困境的途径提出。为此,首先总结了渔业社区管理的概念,并对目前有关各国的实践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该管理制度的作用机制及实施条件。然后,分析该管理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渔业社区管理是解决目前我国渔业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种合适方案,且当前国家政策和渔区实际也为其提供良好的实施环境。最后,提出从政府管理者和渔民或与渔业相关的利害人两个方面创造实施渔业社区管理的条件。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区域创新政策评价的框架、测度与检验

构建区域创新政策评价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知识生产函数中引入信息化作为创新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基于DEA与Malmquist指数,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存量来衡量区域创新政策。并以省际高技术产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政策的特征和评价维度决定评价的多样性,基于政策效果与政策交互作用的区域创新政策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创新政策总体上处于稳步提高阶段,较低地区以西部中部地区为主;区域创新政策测度模型系统性较好,其检验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化;采用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作为区域创新政策的替代变量值得商榷。     

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与产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产业分工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但已有产业技术关联的文献主要关注区域内部,缺乏对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的探究。由于中国省际产业联系数据难以获取,论文运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基于2002、2007、2012年30省的投入产出表拟合出省际产业贸易流量矩阵,并进一步计算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指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基于2002、2007、2012年中国30个省16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有利于区域产业创新,但在本地产业技术联系较强的地区,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正效应会被削弱,本地产业技术关联和省际产业技术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知识产权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因此,政策上应倡导扫清制度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跨区域产业对本地的技术溢出,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