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美国,逐步使美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文章分别以美国大区和洲为研究地域单元,多角度地分析了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大区层面上,各大区的投资比例具有不平衡性,高投资比例的大区与低投资比例的大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具有稳定性,且低投资比例的大区比高投资比例的大区的稳定性强,在洲际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分布有沿海性倾向,呈“U”型分布状态;投资密度以密西西兹河为界,东西对比格局强烈;制造业带所在地区整体位次上升快,显示了制造业带的较强的聚集效应,一般而言,人口少,面积大的洲,人均投资额高。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其空间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论文基于中国2013年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2014—2019年成立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趋向在该产业基础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4大城市群集聚,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聚优势更加明显;② 在4大城市群内部,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③ 该产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弱的南昌市、红河州、郑州市、贵阳市等中西部地区,也集聚了一些新创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④ 城市的知识复杂性和原有产业基础对所有类型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产业关联密度有助于增加内资和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机会,非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进入,全球化和政府力量分别有助于外资企业、大规模企业进入。     

制度对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长沙市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制造业空间也在转型中得到重构。论文以长沙市都市区为例,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测度指标评估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变迁纳入城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分析,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构建了制度体系作用下的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研究发现,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迁移明显,并在开发区内形成集聚,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产业制度等的综合影响。其中,土地制度加速了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开发区制度吸引了制造业园区集聚;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了制造业发展规模;产业制度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基于土地出让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态势

基于土地出让视角,构建产业发展驱动力评价体系综合测度2009~2013年全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借助ESDA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格局与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步递减的态势;② 依赖用地规模扩张的产业驱动结构仍有待突破,东部应进一步强化产业结构分工和土地资源市场配置;③ 国家政策扶持是装备制造业驱动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城市化发展、企业集聚水平和基础设施优势对其发展亦具有积极作用。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制造业空间转移研究

2011年国务院批复确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选择2009—2013年时间段,通过将制造业按三分法分类、计算并比较绝对集聚指数、相对集聚指数(区位熵)和动态集聚指数,研究2011年前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位数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为制造业在蓝色经济区协同发展提供佐证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蓝色经济区制造业已有序向省会城市群和西部隆起带转移,蓝色经济区内6个地市间,东营和潍坊为制造业主要承接地,青岛、烟台和威海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存在竞争。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

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① 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4年以前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但出口型企业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体现出了不同的转移路线。② 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集中,2004年以后制造业开始向沿海相对较为落后的江苏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向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迁移。③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尽管产业向外转移,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尤其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仍然以劳动力驱动为主,资本驱动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出口型企业的发展率先表现出了资本驱动的特征。     

海产催乳功能食品的研究

报导海产催乳食疗方＂母婴乐＂的研究结果。分析表明,选用的海产食物营养丰富,技术上主要解决汤料产品中海产成分的快速复水及粉糊产品的膨化工艺。临床验证表明,＂母婴乐＂的催乳有效率达８６．７％,并可有效地改善产妇的乳汁分泌质量。＂母婴乐＂具有营养与催乳双重功能,且食用方便,是缺乳、少乳产妇的理想功能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