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山东”建设的生态限制与社会条件

建设“海上山东”的战略构想是时代的产物和现实的要求。但是,由于海洋生态的特点和海洋开发技术的特性等原因,战略构想在具体的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相应的生态限制。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看,对这种生态限制的突破点应该主要是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上,而这种选择受限于自身拥有的社会条件。     

孤雌生殖海带对草丁膦的敏感性

于1999年4－7月，以孤雌生殖海带为材料，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其对草丁膦的敏感性，以期得到一定剂量和时间范围内草丁膦对不同长度孤雌生殖海带的半数致死剂量（LD50）。结果表明，孤雌海带在0．5－1．6cm长度范围内，草丁膦的半数致死剂量与海带的长度不相关，而与草丁膦的剂量和作用时间相关。孤雌生殖海带对草丁膦比对氯霉素和潮霉素更为敏感。提示，bar基因有可能成为海带基因工程更为理想的选择标记基因。     

中华乌塘鳢仔稚鱼的摄食习性与食物选择

本文在实验培养条件下,对中华鸟塘鳢仔稚鱼的食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6文中采用线性指标:Li=ri—Pi分析仔稚鱼对轮虫、卤虫和桡足类这3种饵料的选择性。结果表明,在东同的发育阶段对不同的饵料有明显的选择性。本文同时对仔稚鱼的开口时间、日摄食量、消化吸收率、口器效应等作了初步的研究。     

唐山南堡开发区污水排海方案的优化选择研究

本文应用现场勘测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预测了开发区近期（２０００年）及远期（２０１０年）的开发建设对该海域的污染影响，探讨了对该海域污染影响较小且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水排海方案，为开发区的建设和海洋环境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对策。     

武陵山片区旅游空间模式对运输通道演化的响应机理研究

基于旅游通道类型和特征的分析,从通道的技术装备水平、运输能力和交通服务水平3个维度考虑,将旅游运输通道演化划定3个阶段,即滞后型、发展型、完备型旅游运输通道;从分析旅游运输通道演化机制的视角,从旅游景点出现率、旅游线路空间模式、旅游线路选择集中度、旅游线路重复系数、集散中心等5个方面,对武陵山片区旅游线路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区域旅游空间模式对旅游运输通道演化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① 在其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旅游景点的选择率随着旅游运输通道技术装备水平和交通服务水平的改善会相应增高。② 区域旅游集散中心会随旅游交通网络完善而发生移动,通常从核心旅游景区所在城市移动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旅游运输通道的改善会促使相应旅游线路的选择集中度逐渐增大,而区域内其它通道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增长幅度。③ 旅游线路重复系数变化与旅游运输通道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④ 旅游空间模式对运输通道中的旅游交通服务水平提升响应显著,而交通服务水平提升又受旅游运输通道内交通方式完备度的影响。⑤ 旅游运输通道一旦连通两核心景点品质互异的景区,该旅游线路的客流量会迅速增大,甚至在节日出现“井喷”现象。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是突破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连接中国与南亚腹地两大市场的关键,对于南亚大通道建设和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喜马拉雅山脉断裂河谷为出发点,综合历史文献、实地调查及GIS技术手段,分析通道的空间分布特征、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 喜马拉雅地区的传统贸易通道主要有21条,其中中尼通道6条,中不通道4条,中印通道11条,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横多纵”的空间格局。② 传统贸易通道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7世纪以前）、形成期（7世纪—842年）、发展期（842—1959年）、衰落期（1959—1962年）和恢复期（1962年至今）的演变过程。③ 货物交换和佛教传播促进了通道的萌芽和形成,西藏及中原地方政权稳定和边贸政策、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推动了通道的发展,印度的战略误判和前进政策导致了通道的衰落,中国的战略需求将推动通道的恢复和建设。④ 战略互信和边界问题是通道恢复和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需要加强对通道的多视角调查和研究,制定通道的建设和管控策略,充分发挥通道的商贸、旅游和文化交流功能,积极服务于南亚大通道建设,促进西藏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的基本原理,从区域范畴、资金分配、生态价值3个方面,解析了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基本特征,并利用“效益成本比瞄准”法、“生态补偿优先等级”法定量分析新疆生态补偿优先等级。结果表明:“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中,新疆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基本一致,因忽略环境因素,使得优先补偿等级未获得充分的生态转移支付资金;“效益成本比瞄准”法中,因忽略民生因素和环境因素,新疆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与转移支付资金呈现不对等关系,但这一方法,能更好地解读后期生态补偿的区域选择。在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时,应综合环境、民生因素,均衡生态补偿优先等级与转移支付资金,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新疆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张家界城市旅游发展的用地选择特征与成因

旅游用地作为城市旅游发展的载体,其用地选择对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地形因子影响下的旅游用地结构及其成因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张家界旅游用地主要集中在海拔200~1 000 m和坡度5°~35°的范围,沿坡向的用地在135°~225°和315°~360°更占优势;(2)旅游用地中水域和建设用地集中在海拔600 m和25°坡度以下地段,而林草地则在海拔200~1 000 m和坡度5°~35°地段更占优势,分布相对均匀;(3)各类旅游用地与海拔和坡度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其拟合系数在0.6以上,坡向与旅游用地的相关性较低,拟合系数仅为0.06。城市旅游用地结构是城市旅游发展中各类用地在资源、区位以及市场影响下的结果,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重要体现。城市旅游用地结构特征指示了城市发展规模、环境容量以及发展路径等,对于城市旅游的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