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及关联性分析方法——以常州市为例

旅游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关联性分析对于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大多旅游产业空间格局分析的对象局限于A级景区,忽略了旅游产业综合性的特点。以"吃、住、行、游、购、娱"6种旅游要素为研究对象,从旅游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关联性3个方面构建了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及关联性分析的方法体系。并以常州市旅游产业为例,进行方法验证。结果表明,当前常州市旅游产业呈集聚型分布,形成了"一主核两次核"的空间分布格局,各旅游产业之间空间关联程度较高。较好的数据基础以及合适的空间分析尺度提高了方法的应用效果,分析结果与《常州市"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相关内容匹配,验证了本文提出方法的可行性。     

2001-2015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的时空格局

基于MODIS-NDVI和气温、降水数据,使用基于变异系数的人为影响模型定量计算了2001-2015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辅以趋势分析、Hurst指数等方法探讨了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未来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2001-2015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由南向北空间分异愈发明显,年均值为-0.0102,植被覆盖在人类活动影响下轻微减少,负影响面积占51.59%,略大于正影响面积。② 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年际变化特征明显,整体呈负影响波动减少趋势,降速为0.5%/10a,其中正影响、负影响均呈增大趋势,正影响增速（0.3%/10a）远大于负影响（0.02%/10a）。③ 2001-2015年间,中国植被覆盖人为正影响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负影响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东北部植被覆盖在人为影响下不断改善,西南部人类活动对植被破坏程度不断增大。④ 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主要呈负影响减少和正影响增大趋势,面积占比分别为28.14%和25.21%,生态环境趋于改善。⑤ Hurst指数分析表明,中国植被覆盖人为影响未来演变趋势的反向特征强于正向特征,主要呈人为负影响先减少后增大趋势,面积占比15.59%。     

300 BC-1900 AD无定河流域城镇时空格局演变

通过分析和整理从战国中晚期（约300 BC）至清末（约1900 AD）无定河流域历代县级及以上城址的位置、兴废年代数据,结合行政区划沿革、经济社会发展、政权更迭等资料,分析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受气候周期性波动影响,无定河流域城镇的兴起与衰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具有明显的“西北—东南”向潮汐性运动特征;② 城址存续年限普遍较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流域内曾存在过4个阶段性中心城镇,中心城镇移动的方向和过程与城镇几何中心的潮汐性移动过程趋势一致;③ 流域城镇空间格局可分为3种类型,即秦汉与隋唐时期的沿河流谷地分布,宋、明两代的沿边境线与长城分布,以及元、清两代集中于流域下游分布。流域城镇未来的发展布局应重视气候变化对城镇分布的长期影响,关注区域环境的脆弱性,合理安排城镇体系发展规模与布局。     

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针对目前贫困分布研究以大尺度为主而缺乏对小尺度的关注和致贫因素分析忽略个体效应或背景效应的不足,基于空间贫困视角,以乌蒙山片区为研究区域、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究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并设计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从贫困村和县域两个层面综合定量剖析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贫困村的空间聚集特征较为明显,总体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散点-极核-轴带-团块并存的空间格局。② 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受多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村级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通路率、劳动力比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安全饮用水比例;县级影响因素为：人均地方生产总值、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植被覆盖率。③ 农村贫困来源于贫困村与县域的双重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针对不同尺度对象有针对性地施策,合理配置扶贫资金。     

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民宿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兴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并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以民宿业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去哪儿网相关民宿数据,采用空间最邻近分析、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并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民宿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地区民宿呈现高度集聚的状态,整体上表现为多核心分布,并形成一、二、三级组团,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递减。② 民宿集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核心景区周边,具有明显的中心性。③ 基于对经济基本状况、交通状况、人口条件、居民消费能力、旅游市场状况、旅游资源与环境条件等方面共15个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四个指标对民宿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影响力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地级行政单元数据,采用不均衡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识别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 两类劳动力总体的空间特征均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② 2000—2010年,高技能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呈集中化的趋势,而一般劳动力呈分散化的趋势;③ 十年间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区虹吸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集中于沿海特大城市群,而一般劳动力集聚区回波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均衡;④ 空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工平均工资、是否直辖市或省会、每万人在校高校学生、是否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数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十年中一直都是决定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失业率、中学生师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绿地率在2010年也成为影响两类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对比两类劳动力的模型结果可得,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行政因素、高校因素和地区生活舒适度的影响更大,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     

生态地理学概念界定及其经典案例分析

对生态地理学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和辨析,并将它与相近学科如生物地理学、生态地理区划、宏生态学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界定了生态地理学的概念。研究认为：生态地理学是生态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生态系统各组分关系和生态过程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或/和时间演变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耦合机制的学科。生态地理学的目的是揭示不同环境梯度下或不同时间尺度上生态系统各组分关系和生态过程的普适性规律及其成因。同时,结合国内外野外实验平台介绍,在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列举了经典案例进行分析：① 全球不同气候带森林凋落物分解和碳汇功能的研究;② 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和碳汇功能研究;③ 中国东北样带和南北样带陆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④ 中国北方草地样带尺度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主要目的是在辨析生态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生态地理学的发展。     

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 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GDELT数据网络化挖掘与国际关系分析

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给世界的经济、安全、外交等带来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及时地分析国际关系及其变化特征,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复杂性、及时性、时空性等特点,迫切需要时空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等记录着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蕴含着丰富的信息,相对于记录个人活动的社交媒体数据,其更加适合于对人类社会进行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分析。GDELT是一个免费开放的新闻数据库,它实时监测世界上印刷、广播、网络媒体中的新闻,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取出人物、地点、组织和事件等关键信息。本文利用复杂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对GDELT进行网络化挖掘并进一步分析国家关系。首先利用该数据构建国家交互网络,然后通过网络特征统计分析国家之间的交互关系,最后探测国家冲突事件交互网络的时序变化。研究发现：① 国家交互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网络连接在整体和局部上都呈现出不均匀性,少数国家与其他国家有大量交互,大多数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交互很少;一个国家与少数国家有大量交互,而与大多数国家的交互很少。② 国家冲突事件交互网络的突然变化往往对应一些重大事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的国际关系探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新闻媒体数据的分析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