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监测站建设指南的标准化构建

为指导我国海洋生态监测站的建设,加速推进海洋生态系统长期、定点、持续监测的网络化、规范化建设进程,本研究提出了海洋生态监测站建设指南标准化构建的总体设计理念。通过分析国内外各类长期生态监测网络的建设现状和经验,论述了我国海洋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监测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进行海洋生态监测站建设指南构建的重要意义、构建原则、构建目标,并且对海洋生态监测站建站的原则、流程、建设内容与运行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指导,以促进海洋生态监测及其网络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监测预警能力和研究水平。     

撤县设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评估

撤县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项政策措施,对于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利用79个县（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撤县设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平均而言,撤县设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4.8%;撤县设区在珠三角地区效果更好,而在非珠三角地区不稳定;撤县设区的政策红利具有时间滞后性,一般在第三、第四年才开始显现;此外,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后能够获得基建、规划、政策等的有力支持,增加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在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基础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银行业基层网点的空间演化机制

中国银行业改革持续深化,不同类型银行的业务限制和地域限制逐步取消,银行间竞争日益激烈,重新调整网点布局已成为各家银行应对措施之一。重点关注2007—2016年中国银行业基层网点的空间演化路径,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研究中产业关联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地方产业基础的金融关联度和区域间投资的金融关联度两个重要变量,以此构建解释框架。考虑到中国银行业渐进式的改革历程,按银行所有制及银行规模分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① 地方银行市场竞争越激烈会显著提升产业基础、投资流向的金融关联度在银行网点布局决策中的重要性,银行网点会向金融关联度高的地区集聚;② 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随地方银行市场环境和银行成长过程发生变化,表现出阶段性特征;③ 银行的个体异质性也是影响银行网点空间演化路径的因素之一。     

南沙他国侵占岛礁战略价值及空间格局评价

从建岛潜力、岛礁辐射能力和岛礁承载能力3个方面选取26个指标,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各因子权重,利用线性加权法获得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所侵占的南沙44个岛礁的战略价值,并对结果进行空间插值,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被马来西亚侵占的弹丸礁、越南侵占的南威岛、以及菲律宾侵占的中业岛,其战略价值位列前3,评价得分分别为100、98.42和97.09。2）岛礁辐射能力空间分布格局呈现“NW—SE条带式”,“最高”和“高”等级的区域由研究区西北延伸至东南,然后向东北、西南两侧递减,辐射能力格局中有2个核心区域和2个次级核心区域。承载能力空间分布格局呈现“横向条带式”,由北向南越来越低,有1个核心区域和2个次级核心区域。建岛潜力空间分布格局有3个核心区域及2个次级核心区域。3）岛礁战略价值空间分布格局有3个核心区域,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北部及南部,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密切相关的核心区域各有1个。越南侵占岛礁最多且空间分布较广,有2个次级核心区域也与越南密切相关,越占岛礁若进一步建设,将形成多核心协同的战略格局,需密切关注。     

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升抗风险与自我发展能力对连片特困区而言意义深远。经济韧性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应对冲击时抵抗、恢复、调整及转型能力的指标,能够有效评估连片特困区的抗冲击能力和返贫风险。基于中国12个连片特困区的地市级数据,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及核心评估变量对其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并运用多种回归模型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小于非连片特困区,二者虽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非连片特困区增速略快。进一步对指数分解后发现,连片特困区与非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的差距主要来自于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差异。② 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经济韧性均值最高,而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四省藏区最低,东西差异明显。③ 大部分片区经济韧性逐年递增,经济韧性越高的片区往往增速越快,但四省藏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经济韧性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吕梁山区下降最明显。在对不同片区经济韧性分解后发现,不同片区间适应与调整能力差异最大,创新与转型能力差异最小。④ 地理区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⑤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强片区经济韧性,经济韧性较低的片区对扶贫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其中,四省藏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对扶贫政策依赖最为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新要求。通过构建海洋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2000—2014年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地级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的空间交互作用及空间效应进行研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甄别。研究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呈显著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交互作用;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溢出的正反馈效应。影响因素中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贡献强度排序为：海洋环境>海洋产业>海洋人才>海洋资本>海洋科技,对其他地区溢出效应影响的排序为：海洋基建>海洋人才>海洋资本。研究为环渤海地区海洋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在DEA-MI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就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旅游经济效率具有典型的“胡焕庸线”空间特征,旅游业及其子行业的区域旅游经济效率以1为标准线上下波动;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系也基本具备“胡焕庸线”空间特征。宁夏等西北地区区域经济效率较高,虽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但其贡献率较大。福建等东南地区、四川和云南等沿线地区旅游业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东南地区虽然人力资本富集,但其贡献率较低,星级饭店业和旅行社业打破“胡焕庸线”的区域特征;中等人力资本在旅游业及其子行业中能正向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高水平人力资本在旅游子行业中能推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但在旅游业整体中反而抑制旅游经济效率,这说明旅游业整体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业已经初步具备知识密集型行业特征;区域地理性、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等是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制约着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健全旅游人才匹配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本效能,科学构建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协同机制。     

全球重大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响应的比较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范围广、感染人数多,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2003年中国非典型肺炎、2009年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和截至目前的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作为典型案例,比较全球重大疫情的经济影响与各地的响应措施,有助于积极探索更好地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政策响应途径。在历次疫情影响下,中国、墨西哥、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系统都受到了突发疫情的重大影响。2003年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环比降低1.98%,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首当其冲;墨西哥2009年GDP增长率降至-5.286%,旅游、零售餐饮与猪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韩国2015年GDP增速由2014年的3.3%降至2.79%,旅游业与零售业的市场需求受到极大抑制;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实际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是自194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为此,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和应对,多策并举减轻疫情对经济系统的短期冲击：一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增加财政预算,全面支持经济复苏;二是通过为企业提供经营补贴、延缓税收缴纳等举措,减轻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三是通过电商平台、城市宣传、简化签证手续等举措,振兴旅游业和商业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各国应当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积极采取减费降税、减少企业负担、扶持第三产业等响应举措,尽快恢复正常的世界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