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隆升对中国构造-地貌形成、气候环境变迁与古人类迁徙的影响

对中国新生代以来构造-地貌形成的认识,必须建立新生代重大环境事件的年代序列,既需要不同地区构造变形、隆升年代学的依据,又需要宏观背景的把握。现今中国大陆构造-地貌格架及相关问题,诸如青藏高原的隆升、西部北西西向盆-山地貌和东部北北东向阶梯状盆-山地貌的形成时代、发育过程等,一直是地学界关注但尚未得到统一认识的一些重要科学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青藏高原隆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隆升年代学和古高程信息的数据,使得对其开展定量分析成为可能。青藏高原何时形成现今的高原面貌?这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议的科学问题。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对柴达木盆地及其邻区开展了20余年研究,发现柴达木作为一个现今的高原盆地经历了青藏高原隆升的全过程,高原隆升和环境变迁的所有事件,在盆地的沉积、构造上都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因此它可以作为青藏高原隆升大阶段划分的最佳参考时空坐标,并依此提出古近纪期间(55~24 Ma)青藏高原整体并未隆升;青藏—闽粤高原的初次隆升发生在中新世早—中期(23~17 Ma),上新世晚期—早更新世基本被夷平;形成现今高原面貌的末次快速隆升发生在上新世晚期—早更新世(3.6~0.8 Ma)和中更新世之间。新生代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和中国构造-地貌格架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中国和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古人类迁徙的路径,因此需要地质学家、古气候和古人类学家共同探索,对中国及亚洲新生代以来古地貌、古气候变迁的历史和中国古人类的发源与迁徙得出科学的结论。本文通过青藏高原分阶段隆升依据的论证,阐明青藏高原隆升与中国构造地貌形成、气候环境变迁的关系,并探讨中国古人类迁徙的可能路径。     

极干旱区域台站迁徙前后资料的差异分析——以东疆托克逊站为例

采用新疆托克逊站和参考站(尉犁、东坎两站)1974—2014年观测资料,分析了城市化对托克逊站气候资料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处极干旱区域的托克逊站气温、相对湿度和平均风速与参考站一致性较差,其中,由于城市化发展造成托克逊县的升温率为0.44℃·(10 a)~(-1);均一性检测发现,由于城市化的影响,平均气温、相对湿度、风速均产生了断点。新站与旧站观测资料对比分析发现,由于新旧站环境差异大,使得年相对湿度新站比旧站低4.0%;年平均风速新站偏大1.3 m·s~(-1),年风向相符率低只有49.01%,平均风速全年各月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条件下资料不连续。     

我国19处滨海湿地繁殖季的水鸟调查和评价

为保护滨海湿地生境以及保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文章选取我国19处具有代表性的滨海湿地,于2018年5-10月的水鸟繁殖季对滨海湿地水鸟进行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评价其种类、数量、分布密度、受重点保护种类、生物多样性和威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滨海湿地水鸟共计6目10科70种77680只,其中鸻鹬类、鸥类和鹭类是主要种类,红腹滨鹬(Calidriscanutus)数量明显居多;水鸟种数和分布密度的南北差异可能与大型底栖生物的分布有关;我国滨海湿地对于红腹滨鹬等7种水鸟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且很多水鸟种类被列入国际和国内重点保护名录;滨海湿地水鸟的多样性指数整体处于较好水平,但地区差异较大,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分布趋势类似;滨海湿地水鸟面临的威胁因素主要包括保护缺位、养殖利益、非法猎捕、围海造地和水体污染,亟须加强保护力度。     

青藏高原人口流入流出时空模式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来自网络的人口迁徙数据,为开展区域间人口流入、流出模式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本文基于腾讯日迁徙数据（2015—2018年）,借助时间序列、社交网络和时空统计等分析方法,剖析、挖掘了青藏高原人口流入与流出模式,探讨了青藏高原与国内其他城市间的季节性人口流向和人口互动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年内呈低—中—中高—高的季节性变化规律;2015至2018年,青藏高原在全国城市流动人口互动网络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人口流动量提升了8.2%,网络排名提升了24.5%,中值季、中高值季和高值季相对低值季而言,日均人口流动量依次增高14.2%、26.7%、57.8%;② 青藏高原人口流动方向集中在青藏高原NEE-67.5°至SEE-112.5°的45°扇形区间,并且青藏高原与周边省份的省会城市互动频繁;③ 全国大部分城市与青藏高原人口互动强度持续增强,旅游业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新疆和田和巴音州、重庆、广安、眉山和河南三门峡与青藏高原间呈现中值季—中高值季升高而高值季下降模式,反映了青藏高原的劳务输入存在季节性变化的规律;吐鲁番、东莞和运城出现高值季下降模式则主要是物资供给关系导致的结果。     

基于腾讯迁徙数据的中国城市群国庆长假城际出行模式与网络特征

城际出行具有时间依赖性,不同时间约束与特定时期的城际出行具有相异性,反映的出行模式与表达的地理空间联系规律具有差异性。迁徙大数据记录的人口移动实时记录为开展基于时间依赖的城际出行网络提供了可能。本文以全国 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利用腾讯平台提供的居民城际出行数据,对国庆长假期间（2016年10月1—7日）中国城市群城际出行时段变化特征、城际出行模式及其网络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黄金周城际出行具有明显的基于出行期、返程期和旅途期的时段变化规律;② 国庆长假期间的中国城市群城际出行分别形成了轴辐式、多中心与单中心3种城际出行模式; ③ 出行期、返程期的城际出行具有类似于春运人口流动的时空对称规律,城市群城际出行呈现出以主要城市群整体、城市群核心城市与邻近外围城市间的中短距离流动的长假出行特征,中西部城市群城际出行具有典型的“潮汐式”流动特征;④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通过对黄金周期间出行期、返程期与旅途期的科学划分,较好地实现了国庆长假城际出行特征与模式的挖掘,同时也为长假城际交通管理与道路资源优化调配方案的制定提供支撑。     

客家聚落地名时空分布与演变方法研究

针对目前地名文化中客家聚落地名研究的不足,该文从客家迁徙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客家地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以客家摇篮石城地名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和多元logit回归模型方法,深入分析石城客家地名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历史演变因素。结果显示:在时间上,客家地名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时间分为5个阶段,隋唐萌芽时期、宋朝大量增长期、元朝缓慢增长期、明朝平稳增长期和清朝快速增长期;在空间上,客家地名分布显现出聚集特征,但聚集程度各异,聚集点和聚集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根据logit模型结果显示,地形、河流、人口和经济等多种因素交融在一起,对客家地名的演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南北任我行

南北两极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实际上却紧密联系。全球海洋生物普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居住在南北两极的数以千计的物种中，有235种生物被认为具有“两极性”，即在南北两极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滦河口湿地主要水鸟种群迁徙动态

2008年1~12月,采用样方法和样线法,研究滦河口水鸟多样性和迁徙动态。滦河口水鸟的重要类群(鸻鹬类、鸥类和鹭类)种类和数量高峰期都出现在春、秋迁徙季节,除雁鸭类有较多种类在本地区越冬以外,其他类群在冬季的种类和数量都最少。秋季,水鸟迁经湿地的时间较为集中,大部分水鸟在8月下旬至9月下旬进入该地区,而春季较分散,分别为3月中下旬的雁鸭类(279只)高峰期和4月下旬的鸻鹬类(2 035只)、鸥类(2 346只)、鹭类(159只)高峰期。     

云南少数民族历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云南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天文方面呈现为“物候历”、太阳历和阴阳合历等等，曾在历史上长期并存使用，与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种现象与民族的迁徙紧密联系，早期的越人和羌人迁徙云南，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甚至是新石器时期。大规模的迁徙意味着文化的迁徙，迁徙可促进文化的发展，也可使文化倒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能否与外界进行交流，吸取先进的成分来发展自己。认同他人的某些传统内容，也会形成地域性的共同文化现象，除历法外，鼓文化也是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