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

产业地理学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理论揭示了产业地理不平衡分布的内在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的历史视角,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渐进演化机制,认为地理邻近性不是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认知邻近性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从认知邻近视角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动态演化规律,总结出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即一个企业或区域进入（或退出）某项经济活动的概率是该企业或地区拥有的基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函数。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关联法则涉及的关键概念,梳理企业和区域尺度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关联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补充和拓展。本文指出：① 在认知邻近视角下,基于资源转换和组织学习等理论基础,关联法则研究了企业或区域发展新产业与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② 关联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区域尺度,还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和韧性等。③ 外部联系、冲击以及内部制度环境等可能会降低区域产业动态对本地产业基础的依赖性。关联法则指出中国区域需培育内生发展模式,围绕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发展区域产业和实现区际产业优化布局与分工,逐步建立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韧性,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基于变化轨迹分析方法的生态用地流失空间关联研究

针对现有研究割裂了生态用地流失这一基本变化过程的不足,本文基于变化轨迹分析方法,从过程完整性角度探求了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态用地流失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林地、草地、水域和耕地的流失,流失面积的40%转为人工表面;② 林地、草地和水域流失的空间自相关性随空间尺度增大而增强,7 km×7 km空间尺度上3种生态用地流失空间正相关性较强,且随距离阈值增加而降低;③ 距离阈值为10 km时,林地、草地流失高发区集中分布在京津冀西北部地区,水域流失高发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渤海湾附近,生态环境保护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打破区域发展不均衡,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全面发展。     

中国避暑型与避寒型宜人气候的分布特征及差异

宜人气候可以分为避暑型和避寒型两种类型,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国内两类气候的分布特征及差异。本文采用1981—2010年2132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数据,基于温湿指数、风寒指数和着衣指数计算各个气象站点的气候综合舒适指数,结合协同克里金空间插值方法对全国避暑型和避寒型宜人气候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对两类气候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避暑型气候区包括40°N以北的西北边疆和东北地区、西北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三大集中分布区。中国避寒型气候区集中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② 国内夏冬两季的气候不舒适地域广阔,包括环渤海、长三角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避暑型与避寒型气候资源的开发潜力显著。③ 两类宜人气候呈现明显的地域分离特征,拥有避暑和避寒双重属性的地方极少。④ 国内避寒型气候是稀缺资源,具有垄断性特征;而避暑型气候相对分布广泛,是一种相对遍在性资源。本文不仅丰富了宜人气候分布特征研究的理论成果,而且可为地方气候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关于图件规范

1.凡涉国界图件(国内部分地区、全国、世界部分地区、全球)必须使用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提供的底图(下载网址:http://bzdt.ch.mnr.gov.cn/index.jsp),所用底图边界要完全无修改(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和相对大小),原图中数字比例尺更换为线段比例尺,南海诸岛小图中含主图部分应包含主图中的专业评价内容,"南海诸岛"等字样不能压九段线或者任何小岛。最后,并须在图题下注明"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xxxx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边疆省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旅游效率评价对区域旅游业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为实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等空间统计方法对旅游效率空间关联和整体趋势特征进行剖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着重探讨了旅游效率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云南省旅游综合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州市间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2）旅游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态势,综合效率整体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东西平稳过渡”空间特征,高效区在滇西北“趋同集聚”;纯技术效率在南北方向呈“U”型趋势,东西方向上梯度递减;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翼高中间低,西高东低”趋势特征;3）旅游从业人数、交通网络密度和景区丰度是云南省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     

基于多元要素流的珠三角城市群功能联系与空间格局分析

以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热点网络开放大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联系强度和作用方向进行测算与评价。借助赋值法分别对四种要素流的总量进行打分,以各城市的综合得分作为空间层级划分依据,提出关于“点—线—面”的空间互动格局,进而探索珠三角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规划。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各要素流的联系强度上看,城市间的等级划分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说明四种要素流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各要素流的作用方向上看,广州和深圳多作为区域内其它城市的首位空间联系城市,说明各要素流通常指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达性较好的城市。②从整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功能互动表现极度不平衡,一是中心城市占据了要素流强度的绝大部分,其余城市仅占据极小部分流量,两极分化严重;二是东西两岸发展不平衡,东岸发展水平明显要强于西岸发展水平。③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城市虽然在区域内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是针对江门、肇庆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强度仍有待提升,说明还需进一步优化珠三角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布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城市中心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经济—空间”视角下城市中心体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缺少相互衔接的分析框架。论文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系统归纳与演绎,建立整体视角下理解城市中心体系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框架,将城市中心体系的发展规律概括为空间竞争和空间联系2个机制,体现在本地服务功能和非本地功能的空间组织过程,分别形成等级网状结构和专业化点状结构,并相互融合形成“半网格”的城市中心体系,扮演着本地与宏观区域结构之间的“转换发动机”。最后探讨了对实证研究的若干启示,提出城市中心的定义和识别方法应注意与理论研究相互衔接;认为城市中心的本地/非本地功能特征及相应的发展机制亟待实证;认为中心及其空间影响的调控潜力是制定规划政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