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鼓励外来移民融入社会

德国有许多外来移民，仅穆斯林人口就有320万人，伊斯兰教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宗教。德国的穆斯林移民大多数来自土耳其，还有一些来自阿拉伯国家、伊朗、阿富汗、波黑及科索沃等地。他们到德国主要是打工挣钱，但同时也把他们的宗教、化及语言一起带进德国。德民族与穆斯林共同生活几十年基本相安无事。     

人口生态生产:人地作用机制下"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保护的新视角

基于不同人口需要而进行的人类活动对“三江并流”区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地作用机制。这一作用机制一方面对“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保护构成了威胁,但另一方面,通过人口生态生产,实现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的生态化,改进人类活动,也可优化“三江并流”区的地理环境,保护“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以浙江为实证北大核心CSCD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基于出租车上下客点的城市人口流动分析

掌握城市人口流动动态有利于进行交通预测、应急快速响应,以及合理的城市规划。出租车作为城市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可以反映城市中人口的流动。本文以出租车上下客点数据为例,对比在工作日以及休息日的人口流动差异,分析出租车数据的空间分布及其动态变化,揭示城市人口流动模式。     

中国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及人口经济暴露度研究

基于中国1960-2014年771个气象站的逐日降水资料,选取有效降水序列95百分位数作为极端降水阈值,将既定持续时间尺度和连续面积上超过阈值的降水事件定义为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采用强度-面积-持续时间（Intensity-Area-Duration,IAD）法,根据极端降水事件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特征,对不同持续时间的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演变趋势及暴露于极端降水事件下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相对强度最大的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主要集中在1960-1968、1991-1999和2006-2013年3个时段;（2）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最强中心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和东北地区,发生在北方的多为单日极端降水,南方多为持续多日的极端降水;（3）1960-2014年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影响面积有所增大,相对强度变化不明显;（4）暴露于极端降水事件影响区域内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均呈显著增大趋势,暴露人口最多的年份在1983年,达到2408万人/d,暴露国内生产总值最多的年份在1998年,达到20亿元/d。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961—2010年中国气候生产潜力时空格局变化及其潜在可承载人口分析

以气温、降水格点数据为基础,采用Thornthwaite Memorial模型计算了中国气候生产潜力(CPP),并从气候的角度估算了耕地上气候资源潜在可承载的人口数,以便增强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及气候资源最大人口支撑能力。结果表明:1961—2010年中国CPP总体呈突变性增加趋势,1987年为突变点,年最低、最高及平均值分别为689. 18、814. 56和744. 05 g·m^-2·a^-1。空间上呈现出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递增的带状分布,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华南大部,最高值达2103. 56 g·m^-2·a^-1;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地区,最低值为39. 28 g·m^-2·a^-1。2001—201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CPP年平均值相对于1961—2010年多年平均值变化幅度不大,变化比例高的地区基本上分布于中国西、北部,其中增加的区域达82%,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新疆西部、西藏北部及青海大部,远大于缩减的区域(17%)。1995—2010年,基于公里网格的耕地气候潜在可承载人口为46—2180人·km^-2,全国平均值最低的年份为1130人·km^-2,对应的实际人口为0—49729人·km^-2,全国平均值均不高于137人·km^-2;全国实际总人口为11. 43—13. 04亿,耕地气候潜在可承载总人口为19. 72—20. 22亿,前后比值为58%—65%。这表明,中国耕地生产力未达到气候生产潜力,尚有一定的开发潜力;实际人口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均没有超出气候资源潜在可承载的最大人口,然而在少数省市(如生态环境脆弱的青海省以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及沿海地区)已超出。     

中国区域城镇化综合效率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北大核心CSCD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re-Primont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年北京的1.292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双循环新格局下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与实现路径

源于时代之变而构筑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尺度空间输出理论与劳动地域大分工的“叠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为了揭示这种影响,首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这2个城镇化发展动力外生变量内生化,构建基于“四维驱动力模型+创新力+制度力”的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框架,结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据此引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思考。结果表明：1）纳入动力因子体系的创新力和制度力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其中创新力表现最为明显。2）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是“六维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力和行政力依然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其次是创新力、内源力和外向力,其中创新力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效应已在阶段2(2010—2018年)超越行政力的作用效应;最后是制度力;间接反映重庆市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作用的过程,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前瞻性。3）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指出：重庆市存在增长极体量小、市场购买力不足、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据此从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造...     

减量规划背景下湖南省人地挂钩平衡分析

人地挂钩是减量规划时代破解用地矛盾的具体落实.有关湖南省人地挂钩平衡研究尚属少见.在省级和地市级2个尺度,预测进城落户新增城镇建设用地需求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基础上,开展人地挂钩平衡分析.结果表明,至2025年,全省城镇因吸纳农村人口需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7.23×104 hm2,而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现实潜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