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保护类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探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有利于乡村转型发展。论文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特色村落农村居民点空间系统形成机制,提出“遵循有序性—延续精神性—落脚物质性”的重构框架,并以贵州省江口县坝梅村为例,选用规模指数、基因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解译了村域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特征,提出重构模式。研究表明：① 行为主体、文化基因及民居建筑构成坝梅村居民点内部系统,并分别呈“多元主体行为诱发空间变化、文化基因丰富但延续较差、用地结构与功能多样化”的特征;② 坝梅村居民点系统外部特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居民点起约束和导向作用,表现为距离点状、线状基础设施及河流越近,村域居民点数量、规模越大;③ 基于特征认知和重构框架,按照“分区—分类”方法,划分了核心区、重点区、提升区和保育区4种治理区以及完好型、受损型、缺失型、失真型4类民居提升类型,并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2种模式下的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为推动特色村落空间治理与转型提供参考。     

中国耕地转型与土地整理:研究进展与框架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是开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综合研究的一条新途径。通过整合 社会和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与历史背景, 开展中国耕地转型与土地整理方面研究, 属于IGBP 和 IHDP 联合发起的全球土地计划(GLP) 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在综述土地变化科学( LCS) 的理论 与模型、土地利用转型、耕地变化与土地整理的研究进展基础上, 提出中国耕地转型与土地整理 的研究框架： 运用GIS 技术, 通过综合分析遥感解译的土地覆被数据及建国以来国土资源系统的 耕地面积变化数据, 探讨中国耕地变化的空间格局, 结合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分析耕地转型 的影响因子; 借鉴国外相关研究, 通过分析特定时期内中国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管理政 策, 在了解中国耕地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耕地转型的理论假设; 结合中国耕地的时空变化 模拟, 进而确定中国耕地变化的区域类型及其所处的转型阶段, 并以此作为指导我国耕地保护的 重要举措———土地整理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本文综合利用2000 年和2008 年两期Landsat TM 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及2000-2008 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921,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② 耕地—宅基地变化相关系数与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率的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变化起主导作用;③ 通过计算全国各省2000-2008 年间的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发现期间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耦合程度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转型。然而,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     

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

利用样带这一综合与集成研究的工具,选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是自然环境要素变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梯度的长江沿线样带为研究区,采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研究了区内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表明：1987~2001年研究区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的聚集度指数划分的各区段农村宅基地在建设用地增加中所占比例总体上看,从上游至下游,从甘孜-玉树区到泸州-迪庆区、恩施-重庆区、铜陵-宜昌区直至上海-巢湖区,这一比例逐渐降低;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段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基本上验证了此前的理论假设。据此,目前由各省 (区、市) 自行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不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国家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分区、分类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针对研究区目前农村宅基地的发展现状,根据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相似文献   

论乡村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驱动中国乡村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本文在界定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构建基于“要素—结构—功能”演变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视角探讨了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并着眼于服务当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未来中国乡村重构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就现有旨在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引导性战略和政府干预性政策及其在实践操作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批判性分析和讨论。     

中国沿海地区农户对新农村建设响应的区域差异(英文)

To tackle th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farmers,and rural areas,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initiated a new strategy calle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2005.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its actual effe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versity of peasant household response to this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trategy based on Kruskal-Wallis H test and sampling survey data from 586 households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BRR),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YDR),and Pa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PPR).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divers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ECC) does exist in the form of recognized priority sequence,policy requirements,expected policy effects,and behavior response.As a result of the deviation between local policy practice and households’ inherent demand,peasants fulfill their de facto demand via individual effort instead of government aid,and therefore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fails to carry out the expected target.It thus needs to shift the current policy priority,ensure the peasants’ mainstay role,and formulate scientific ’Rules for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

长期以来乡村土地利用功能的供需不平衡是造成乡村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以“供给—需求”“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馈关系,探讨了如何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实现乡村土地利用功能的供需平衡,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研究结果如下：① 综合土地整治是一种多功能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当前解决乡村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生产主义向兼顾社会、经济、环境等的非生产主义的转变。② 乡村土地利用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4种主要功能,满足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其中生产功能分为农业、商业、工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分为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功能。③ 农村土地整治沿整合土地利用要素、重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功能的路径,从供给侧因地制宜地平衡乡村发展对土地利用多功能的需求。④ 今后,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应该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下土地整治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模式,定量分析土地整治影响下土地利用的多功能供给以及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对土地利用功能的需求,从而为土地利用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乡村发展现实困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论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演进态势与时代特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功能体系,剖析了二者的互动机制,探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与典型模式,并进行了研究展望。结论如下：①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境、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本质是新时期为适应城乡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再调整,二者均具迫切性、交融性与攻坚性的时代特征。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乡村发展总体耦合联动、互促互馈。② 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多功能价值,通过补短板促进乡村重构与乡村多功能发展,发挥制度联动、城乡融合与经济转型的乘数效应,助推乡村振兴,并带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优化。③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整合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的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④ 未来需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联动作用,同时重视改革的政策性摩擦,深化乡村振兴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反馈,并权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