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动力及其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1990年代,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机制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出现的“城中村”、大学城、“华南板块”等若干“新社会空间”类型,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市场力量的强大与投机成为该时期城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抽象模式。     

火车站地区建设用地功能组合及空间结构——以广州站和广州东站为例

选取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地区为研究案例,利用相似性指数和均质度概念,分析了广州站和广州东站地区建设用地功能组合及空间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广州站地区用地功能组合呈现以两类用地为主的混合化及两类以上用地组合的复杂化状态,广州东站地区以两类混合化用地为主;广州站与广州东站地区用地类型多数与居住功能相组合,使得在车站本身交通流量的基础上叠加了居住区交通流量;广州站地区各类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呈片状的组团结构分布,根据网格斑块的破碎程度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西北部的网格斑块较为破碎,东南部斑块相对完整;广州东站地区中部网格斑块相对完整,周边地区相对破碎;广州东站地区的对外交通用地分布较为紧凑;广州站和广州东站地区各种用地类型在均质程度上表现出较大不同,绿地和居住用地空间分布相对较为紧凑,而其他用地类型空间分布则比较破碎,广州东站地区各用地类型组团均质度均值一般都大于广州站地区。火车站地区极易产生土地利用低效和空间结构混乱状况,广州站地区建设用地功能组合的复杂化程度高于广州东站地区,广州东站地区建设用地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合理。     

国内外城市时空间结构研究的渊源及述评

本文在梳理城市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给出了城市时空间结构的概念内涵。城市时空间结构的内涵是以时间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作为基本方法,在城市地域内,以居民日常活动的一个基本周期作为时间尺度,该时空范围内所有人时空活动的关系及其组合状态。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回顾了城市时空间结构的渊源,并对城市实体空间、城市社会空间、城市认知空间以及城市时空间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其二,对国内外城市时空间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梳理。其三,对国内城市时空结构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其四,对城市时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述评。认为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多元数据的出现,城市时空间结构有如下特点:在研究内容方面,城市时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不断增多;在研究方法方面不断成熟,时空路径模拟、时空展示和对大数据处理技术方面不断成熟;在研究数据方面,逐步从传统的以出行日志为主的数据源走向以GPS数据和手机数据及其他数据相结合的多元数据融合。     

转型期广州市生命历程与住房产权转换

作为家庭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住房产权转换与家庭特征变化、个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以及区域住房市场环境变化紧密相关。采取事件史分析方法,将住房产权转换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关联起来,分析住房产权转换的影响因素。对住房产权转换的持续期的研究发现,处于租房状态下的住户改变产权状态的愿望较强,但产权一旦进入自有状态,居民改变产权的愿望就会降低;从住房产权的生存时间来看,最终向全部产权转变的生存时间最长,其次是向资助产权的转变,最短的是向租房产权转变;通过建立COX’s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和组织变量对住房产权转换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说明在中国特殊背景下,住房产权的转换不仅与家庭基本特征变化密切有关,还与个人单位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这正是转型时期计划体制和市场分配体制双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高等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输出空间特征——基于广州商务服务企业行为的探讨

根据对企业的调查及访谈,从服务范围、服务流向以及服务强度三方面,以广州为例分析高等级中心地的生产性服务输出空间模式。总结出区别于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性服务输出新特点:中心地的服务范围跳出了单个城市体系的区域,且并不完全遵循城市等级而扩散;服务流向不单从高等级城市流向低等级城市,更多的是在高等级城市之间流动;服务销量与客户量的空间分布不一致。基于企业行为的解释,提出服务经济时代下高等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输出的几点启示: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对生产性服务输出的影响较小,生产性服务输出的服务范围上限可以设定为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力所能辐射的最远距离;高等级中心地的生产性服务的输出流向反映出城市参与全国乃至全球城市分工的职能与定位;在城市等级的分析中,服务强度应与服务范围同时作为判断中心地等级的指标;生产性服务输出的研究将有助于分析区域间的产业关联及区域联系。     

深圳土地利用时空变化与地形因子的关系研究

引入GIS空间分析和数字地形模型(DEM)技术,利用土地利用数据和地形数据,定量分析土地利用时空变化与地形因子的关系,从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土地利用转移和土地利用变化速度3方面总结地形因子对深圳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影响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在深圳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中,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作用明显,在不同地形级别上土地利用分布、土地利用转移和土地利用变化速度等均表现出不同的时空变化特征。     

城市物流园区类型及运营模式——以深圳市为例

物流园区作为城市物流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发展对城市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物流园区相关研究主要以园区未来规划为主,缺少对发展成熟物流园区的案例研究。鉴于此,文章以物流园区发展较早的深圳市9大物流园区为案例,将其划分为货运枢纽型、城市配送型和综合功能型物流园区3种类型,并总结其在选址、用地规模、业务类型方面的特征;根据政府参与管理程度,将其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半政府主导型3种运营模式,并认为城市物流园区运营模式与园区类型具有密切关系。文章从物流园区的依附设施、用地规模、投资规模3方面分析了其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www.cnki.net）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题名检索,从而获取对不同城市进行研究或关注的论文数量,并通过论文的数量对中国地级及其以上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符合捷夫法则。具体结论如下：其一,由于对上海和北京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差较小,中国城市文献规模分布呈现出较低的首位度,而习惯意义上的“北上广”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体系。其二,Zipf维数q整体水平小于1,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较为分散。其三,Zipf维数q从2000年到2012年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呈现逐步分散的过程。其四,中国地级及其以上城市文献规模的等级体系整体上呈现出从金字塔式向纺锥形结构演变,中等文献规模的城市在数量上占据多数。     

近期西方城市地理研究动向分析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等全球性趋势,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和西方国家社会转型,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新特征和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等背景因素共同作用下,近期西方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社会理论倾向,城市地理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呈现多元化态势,城市地理研究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基于计算、模拟的定量分析方法均得到了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