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关系

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广州城市二维形态和三维形态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二者存在一定互为因果的关系;交通方式的转化对城市形态的演化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城市形态引导着交通需求的总量和布局;同时,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是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产生的原因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模型分析表明,近年来广州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均衡性增强,直接影响了交通需求的产生与分布和交通方式的选择,有利于居民就近选择就业,并使通勤交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此外,居住与就业人口迁移先行,引导公共设施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共设施服务空间与交通需求之间存在需求作用型和供给作用型两种相互作用模式。     

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城市文化产业集聚体:深圳大芬油画

大芬作为深圳油画产业集聚体所在地,目前其商品油画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份额.从大芬油画发行的网络演变来看,地处深圳、毗邻香港和广州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是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其集聚模式来看,内部的诸多生产协作使其生产趋于高质、高效,而技法和题材的创新则在网络中得以形成和推广.针对大芬油画发展中现存的问题,提出以下发展对策:积极实现商品油画产业升级;继续开拓市场,加强配套和相关产业的建设;扶持外部支撑体系的建设;建立自己的直销网络.     

中国的城市管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20世纪末,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使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的挑战.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使城市的重要地位突显,而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则成为社会持续发展、更富竞争力的关键.以企业家式城市经营主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管治模式使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确定.文中以广州为例对城市管理向管治转型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以政府参与城市管治的重要手段--城市规划为出发点,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市规划创新以及广泛社会互动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广州企业家式城市管治模式特点,包括城市资     

从行政分权到跨域治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研究

从集权到分权再到伙伴关系,从统治到治理再到跨域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呈现出螺旋式发展路径。我国的分权化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被动羸弱的状态,在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的同时,引发了"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形成了分割的"行政区经济"。市场化改革在引入和整合体制外社会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导致政府与市场结合成"不受约束"的增长联盟,反而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跨域治理理念旨在强化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整合,鼓励各种治理组织的参与,以共同应对跨行政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事务。该文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认为通过以下途径可以实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1)分权与赋权相结合,引进并整合体制外的社会经济资源,把决策权力向企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转移;2)统筹协调各治理组织间的关系,促进城市政体内的权力平衡,以利益协调为基点,促使治理规则由支配性规则向共识性规则转变;3)综合运用行政化手段和市场化手段调整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府际合作,促使地方政府由竞争型政府向合作型政府转变。     

1980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区位研究述评

总结了1980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区位研究的进展。将我国商业区位研究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即以商业地理学及城市商业区位为主的宏观研究阶段,以城市商业网点区位及商业活动空间结构为主的中观研究阶段,以大型购物中心、百货店、零售店区位等为主的微观研究阶段,分析了各个阶段对应的研究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对近年来城市商业区位研究新领域:信息化背景下商业区位、轨道交通影响下的商业区位、微区位理论、外资零售企业区位、社区商业布局等进行了概述,总结出我国商业区位研究存在的重实证、轻理论等问题,并对未来商业区位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路。     

居民日常出行时空集聚视角下的城市交通拥堵形成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

随着大城市的迅速蔓延与扩张,市内交通拥堵日益成为世界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集聚为基本研究视角,选取广州作为案例,探讨城市内部交通拥堵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型时空共存是产生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而出行路径的时空集聚必然造成运动型时空共存。广州市居民的出行行为由于受到时空约束的作用下,造成出行路径的时空集聚,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路网结构进一步强化其集聚效应,从而形成出行路径的时空共存,并引发交通拥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受到时间和空间两种因素的共同约束,当两种约束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将产生时空集聚和运动型时空共存,并最终形成交通拥堵。良好的交通管理手段只能促使交通拥堵的状况趋于好转,本质上难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城市空间结构、交通线路、交通管制、交通供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路径的时空共存而加剧或缓解交通拥堵现象。所以,在城市交通供需状况处在一种基本合理的水平下,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降低居民日常活动的运动型时空共存。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以深圳市为例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普遍存在。以深圳市为例,在梳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对策。研究发现,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各种动力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格局演化研究

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和统计数据,分析1980—2000年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的演化特征,发现两者互动关系格局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的人口高密度、土地利用高密度集中开发、高密度交通、公共交通与自行车交通相结合的“三高一结合”格局向90年代的高人口密度、土地利用高密度集中开发、高密度交通、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相结合的又一“三高一结合”格局演化。文中分析了新形势下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格局特征的发展,探讨了两者格局存在的矛盾及其协调措施。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