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中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

过构建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金融排斥程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大,在空间上形成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渐递增的格局;2）中国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东部的低－低集聚与西部的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且态势稳定;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能力、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与本地区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与人口密度增加对降低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有显著作用。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①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②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③ 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④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⑤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中国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排斥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分别测算了2004年和2012年中国金融排斥指数;运用分层聚类法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度划分为四个大类和六个亚类,并结合ArcGIS对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可将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划分为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四大类型;② 总体特征上,中国金融排斥程度高、地区差异大,形成东部地区明显低于中西部的空间格局;③ 通过两个时间断面比较发现,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平均水平略有增加,但总体稳定;④ 金融排斥四维度的省际空间差异大,且对金融排斥总体水平影响程度不一;⑤ 中国金融排斥度省际差异受城市化水平、地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政府经济行为、教育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⑥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政府管制、发展微观金融是降低金融排斥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2)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4)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5)针对不同发育阶...     

广东省产业生态化评价与时空演化特征

从经济发展效率和资源环境效率两个维度构建广东省产业生态化评价体系,利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2005—2015年广东省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05—2015年广东省产业生态化综合水平显著提升,总体呈现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珠三角外围地区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经济效益与结构、污染控制、能源效率、循环利用各主因子高值主要位于珠三角地区,不同主因子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将广东省各城市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次高水平、次低水平和低水平4个类型,各类型基本保持稳定,总体上从高水平到低水平类型的各主因子发展水平依次递减,表明产业生态化是内部各因子协同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广东省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空间关联性,空间上具有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集聚效应。     

广州市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两个维度构建广州市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耦合评价模型,探究2005-2015年广州市产业生态化总体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剖析了产业与生态效率协调关系的演变,并就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特征看,广州市产业生态化发展总体水平在波动中持续提升,其中生态效率较产业效率的提升幅度更大;从空间分布特征看,总体呈现由核心区向主城区和外围区递减的分布格局;从空间演化看,区域间的总体水平差异变小,分布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广州市产业与生态效率的总体协调程度稳步上升,协调类型的层次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从外围向核心区逐步提升趋势,协调类型的演变可分为协调深化发展、协调发展和专业化发展三种模式。产业发展策略、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环境监管、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企业节能减排的意识是广州市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及的19个中国城市群共201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市群2006—2018年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其中第二产业区位熵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三产业区位熵则持续缓慢下降。(2)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依旧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相对较为落后。(3)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集聚态势逐渐减弱、内部差异逐渐增大。(4)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政府调控和外商投资强度对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空间布局影响较为显著，而科技支出强度的影响不显著。(5)产业协同集聚发展需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城市群应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分工；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应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确保其配套服务业能适应第二产业发展；西部城市群则应加强自身城镇化建设水平，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