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牧区牧民生产经营行为研究——以甘南牧区为例

牧民是牧区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其生产经营行为不仅影响着牧区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牧区草地资源的利用状态.通过对甘南牧区牧民生产经营行为的调查,研究发现:(1)牧民的投资规模小、增长缓慢,且以生活性投资为主;(2)牧民的生产经营信息来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3)牧民生产、销售各自为营,缺乏合作;(4)牧民贫困程度严重,但对未来增收充满信心;(5)牧民更加期望用新增加的收入提高自身或子女素质和扩大生产.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发现牧民收入与牧民投资行为、生产行为高度相关,但与牧民市场交易行为弱相关.基于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机制中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为例

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²·a)和机会成本(621.3元/m²·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²·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     

黄土丘陵区乡村国土空间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临洮县为例

乡村国土空间安全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黄土丘陵区为研究区,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等数据,定量评价了临洮县18个乡镇323个行政村的国土空间安全,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影响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1）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表现为：生活空间安全水平>生产空间安全水平>生态空间安全水平。安全水平较高的乡村（69.73%）主要分布在洮河川区灌溉农业区,而低等安全水平的乡村（30.27%）主要分布在县域北部与东部丘陵山地的旱作农业区。（2）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空间分布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分布以高-高（18.52%）、低-高（0.62%）、低-低（9.26%）这3种类型为主,且集聚分布特征明显。（3）地形地势、人口规模、政府投入及区位联系对临洮县的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乡镇其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     

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生计干预作为中国后脱贫时代采取的系统性外部干预,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效率是检验干预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维度出发构建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评估其生计干预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为0.1274,低生计干预效率的农户占57.87%,而高生计干预效率农户仅占8.39%;②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干预效率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后期脱贫、高山区以及特色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较高;③内生动力、交通便利度和海拔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产品销售的难易程度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内生动力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对其原有单一因素对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影响产生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投资额度、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农村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农户内生动能等建议以推动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和关键,明晰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乡村振兴基础内涵,构建了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评估其乡村振兴基础状况,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0.299,且各维度振兴基础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宜居基础最好,生活富裕基础最差,同时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差异较大;② 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在空间上呈“中低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振兴基础中等水平区占比最高,为44.62%,大致呈“川”字型分布,高水平区仅占12.30%,主要在徽成盆地东部集聚,不同维度振兴基础水平空间分异明显;③ 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主导着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的空间分异,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解释力最高,且与其他因子交互后显著增强了对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SDGs综合评估——以临沧市为例

定量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进展和指标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监测SDGs的实现进度以及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至关重要。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临沧市）为研究区，基于统计、遥感和监测等地球大数据，在SDGs全球指标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结合临沧市地域特色和数据获取情况，选取70个SDGs指标构建了评估边疆多民族欠发达地区SDGs进程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了2015—2020年临沧市16个SDGs得分值和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评价了临沧市SDGs进展状况，提出了临沧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及解决对策。研究表明，2015—2020年临沧市SDG 6、SDG 7和SDG 13基本保持较高的得分值，其余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均呈现增大趋势。在SDGs发展进程方面，16个目标均具有较好的发展进程，SDG 5年均增长率最大，SDG 13基本保持不变；此外，有81%的SDGs指标具有较好的发展进程。该研究可为其他典型示范区推进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参考，为推进中国乃至全球欠发达山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