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尺度效应

揭示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尺度效应是研究城市群演化环境效应的重要议题,也是实现城市群水污染物协同减排和水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以长三角城市群的305个县域为例,选取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₃-N）两项特征污染物指标,在2011—2016年水污染物排放时空格局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评估城市群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诊断驱动力的尺度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常住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水污染物排放呈现全域层面的正向驱动,而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以局部的微观作用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在杭嘉湖及沿海地区对COD和NH₃-N排放均呈较强正向驱动,工业化水平在太湖流域及浙江全域对COD排放呈正向驱动;外商直接投资对NH₃-N排放呈局部抑制作用,外资投入的“污染光环”效应在苏北、皖北、浙南等城市群边缘区较为突出;地方财政分权在城市群中心区对COD排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反映出地方环保意识提升和多层级环境规制强约束的积极影响。建议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降低水污染物排放基数,在工业生产、资本投入和财政收支等领域嵌入环境倒逼机制,系统构建与水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格局。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using urban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北大核心CSCD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2)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3)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4版)学术思路与总体技术流程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2016版)的基点和技术方法进展

本文探讨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机制的设计基点,阐释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承载能力评价和预警的基本概念,创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模型,并制定了2016版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技术流程、评价体系、集成方法与类型划分等技术要点,为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全面试行提供技术参考。研究表明：增长极限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基础;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分别开展陆域评价和海域评价,二者均包括基础评价和专项评价两部分,基础评价采用统一指标体系对所有县级行政区进行全覆盖评价,专项评价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选取特征指标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进行评价;采取“短板效应”原理确定资源环境超载、临界超载和不超载3种类型,结合资源环境耗损过程评价划分红色(极重警)、橙色(重警)、黄色(中警)、蓝色(轻警)和绿色(无警) 5个预警等级,通过陆海统筹校验确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三类五级”评价方案。     

面向重建规划的灾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应急评价范式

从国家重建规划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应急评价的应用需求出发,解析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承载能力应急评价难点,初步构建在灾后资源赋存、环境容量、生态安全以及灾害风险多重约束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应急评价的基本范式与技术流程,并提出未来灾后承载能力评价及研究重点。研究表明：针对评价周期短、涉及内容广、决策风险高、不确定性强、数据基础不足等特点与难点,需从地域功能预估与指标体系、单项要素评价与技术准则、综合集成评价与重建分区、人口容量测算与重建模式4个方面实施灾后应急评价。未来,建议从灾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关键阈值与参数研究,应急评价辅助支撑体系与规划衔接技术研究,灾后承载能力演化特征与弹性机理研究,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及近邻山区等灾害高风险区的重点研究与超前应对,以及灾后应急评价及重建规划的工作协调与应用推广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灾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提升未来应急评价快速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为增强国家和地方政府灾后系统应对能力提供借鉴。     

理顺各方利益关系促进滩涂开发事业——射阳县开发滩涂的实践与思考

近十年来,射阳县加快了开发滩涂的步伐,投入达6735.86万元(含劳动积累),占1960年以来滩涂总投入的71.7％,从而在滩涂上初步形成了年产值过亿元的生产能力。但在开发中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各方利益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直接制约着滩涂开发,主要表现为: (1)前方与后方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些年,射阳县在滩涂开发中,后方乡镇的群众除了投入一部分财力外,还投了大量的劳务积累。仅近10年,后方乡镇组织劳力挖土2455万方,劳务积累达3052万元。随着开发规模的逐步扩大,滩涂上建乡办场,人口定居,后方前     

欧洲国旗文化的地理解析

国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既体现出地区和国家的地理环境条件,也能反映出该区域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特点、宗教传统等特征。本文通过对欧洲各国国旗图案的形状、颜色、特别标志等内容的分析,得出国旗文化的地域特征,并将该区国旗文化景观划分为三类：十字型、条带型、盾徽标志型,分别分布于北欧及北海沿岸,欧洲中部、东部,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     

非洲国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演变机制

传统的专题文化区研究是以文字描述为主的定性区划模式。由于其在精确度及可信度上的不足,迫切需要探求以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区划模式。本文以非洲国旗文化为例,运用GIS和统计分析方法。试图探求这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定性与定量综合模式且具有较强可行性;非洲国旗文化受地势地貌、气候条件、海陆位置、宗教信仰、殖民、种族构成、历史文化个性、岛国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依据非洲各国国旗嬗变的机理、调整次数、变更形式,非洲国旗文化可得出五种演变模式。最终从功能文化区的角度将非洲国旗文化划分为四个大区、六个亚区。     

汶川Ms 8.0地震极重灾区的经济韧性测度及恢复效率

揭示灾后经济发展状态和恢复过程,按照灾区经济韧性科学制定灾后经济重建的调控政策与恢复手段,对增强灾害防范与系统应对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以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为案例,基于长时序社会经济面板数据与ARIMA模型,测算灾区经济韧性指数,并运用改进的规模报酬可变DEA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灾后年际经济恢复效率及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经济韧性指数为0.877,地震导致灾区短期经济衰退,但2年内恢复至震前水平,工业经济韧性低于农业和服务业。② 受灾当年灾区经济恢复综合效率为0.603,其中,平原丘陵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显著优于高原山地区。③ 灾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际波动强烈,经济恢复效率显著下降造成短期经济衰退,灾后2年TFP指数下降33.7%和15.2%后恢复至稳态。④ 灾后恢复效率显著下降主因为技术变动因素,而生产体系更新程度决定了灾后经济韧性。随着灾后经济恢复的规模收益下降,灾区经济恢复主要依赖纯技术效率,提升纯技术效率是保持灾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可见,针对重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灾区当地需积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再适应,同时,通过生产体系更新提升技术进步水平,以发挥灾后大规模资金、设施、人力等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从而增强应对灾害冲击的经济韧性与恢复效率。     

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国土空间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