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基于公平视角的征地补偿价格估算方法研究及应用

利用亚当斯公平理论和耕地价值构成,建立了耕地价值估算模型,并结合文献调研法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参数估算,测算公平视角下的征地补偿价格。结果显示:土地补偿应该在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的比较中实现公平,具体表现为采取完全补偿的原则和不同地区统一补偿标准;经测算,耕地价值体系中的市场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均可用包含统一年产值标准和还原利率的函数式表达;湖南省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和安置区的公平补偿价格为当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78. 35倍,其补偿价格分别为现行标准的5倍和11倍。提出了规范耕地价值体系与测算标准、完善耕地统一年产值相关资料的建议。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1990—2015年亚洲内部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

把握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规律,有助于新时期中国制定合理的国际移民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迈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1990—2015年国际双边移民流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面板负二项引力模型,阐明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0—2000年亚洲主要迁移流集中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区域内部,且大多发生在邻国之间,2000—2015年出现多条横跨上述三大区域的大规模迁移流;② 人口迁移网络强度相对较低,联系紧密程度先升后降;③ 政治不稳定与战乱冲突是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国民收入差异是重要驱动力,多维邻近因素（经济邻近和文化邻近）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25年间,经济差异的影响先增后减;政治不稳定一直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人口迁出的影响更大;进出口贸易发展在部分时期积极促进人口流动,留学吸引力影响呈波动趋势;⑤ 非经济和结构性力量在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雄安新区如何选定起步区:土地利用视角（英文）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新区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 km2,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km2,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 km2。深入分析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现状空间特征,对于科学选定起步区、推进新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时相Landsat–TM/ETM+/OLI遥感数据解译,分析了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并重点研究了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潜力和耕地质量的区域差异,提出了雄安新区起步区的三个可能备选方案,并分析了其各自利弊。研究表明,雄安新区土地呈"六田、二建、一水、半分林"特征;现状建设用地占比较高,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较大;耕地质量及其利用强度的空间差异较大,容城、安新耕地质量好,复种指数高,分别达1.92和1.87,雄县耕地质量较差,复种指数明显偏低,仅为1.32。综合考虑功能区域的完整性、未来发展的可拓展性、与周边县市的兼顾性和防洪安全性,统筹权衡优质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征用拆迁成本等因素,先期规划建设的100 km2起步区可以有三种备选方案,位于容城县东部、兼顾安新县和雄县的"中方案"是现阶段作为起步区相对合理的方案。针对新区建设需要大量占用土地的现实需求,本文建议优先通过农村(含乡镇)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与节约集约利用解决;新区建设不可避免会占用耕地,建议优先安排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尽量保护优质高产耕地;同时指出,雄安新区大部分地势相对较低,新区规划、选址和建设需要高度关注防洪排水问题。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行动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科学的春天”40周年。随着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也将迈入新时代。青年学者恰好处在承前启后的这一时期,围绕学科传承和创新发展需要,面向新时代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青年学者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和传承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并力图继续开拓和创新。一是助力建设学科文化,打造具有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学术共同体。二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加强中国特色的自主理论建构与创新。三是向相关学科方向学习,加强交叉与综合的数据和方法创新,建设科学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四是青年学者更需要踏实认真的态度,找准个人研究领域方向,求真务实并力图创造新的知识,不断提升研究深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梦必将在一代代青年学者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2000―2010年中国地区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第五（2000年）、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341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并系统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2000―2010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趋势。2）中国人才优势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以北上广深为绝对高地,以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相对高地,其余地区为低地的空间结构。2000―2010年人才优势度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同一省份内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基于耦合协调度系统评价,把所有地区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高耦合度-高协调度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地区、低耦合度-中协调度地区。2000―2010年东部地区“高耦合度-高协调度”趋势加剧,中西部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趋势加剧。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