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表土孢粉定量重建的气候参数探讨

孢粉在古环境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重建古气候方面,既可以定性地恢复过去的植被类型变化,也能定量地重建气候变化规律,是古气候研究中最常用、较可靠和较成熟的环境代用指标。现代类比法是探讨表土孢粉与气候定量关系的方法之一,适用性较为广泛。本文利用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495个现代表土样点的孢粉谱,及现代气象站点器测资料,采用现代类比法得到气候参数的模拟值,并分析模拟值与气候参数观测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相关性最高的气候因子是年均降水(r=0.894),其次为年均相对湿度(r=0.863)和年均蒸发量(r=0.801),最低的是干燥度(r=0.18)。因此在重建古气候时降水的可信度较高,相对湿度和蒸发量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选用相关性较好的年均降水指标,分析其与11个孢粉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将相关性较高的孢粉组合与降水之间建立孢粉-气候函数模型,用以重建该地区过去气候变化。     

全新世大暖期对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活动的影响

结合环境演变资料与考古发现,全新世大暖期暖湿的气候条件,促进了青藏高原东北缘古文化的发展。表现在：随着全新世大暖期暖湿环境的到来,人类活动强度大大增强;细石器文化活动模式发生显著改变,由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期的短暂宿营式居住模式演变为相对固定的聚落模式;暖期中较好的水热条件,刺激了仰韶、马家窑文化在本区东部河谷地区的扩张,在暖期的6～4 ka BP形成了东部河谷地带马家窑文化,西部高原细石器文化并存的区系格局,两种文化体系在共存中交流,在交流中高原细石器文化掌握了农业种植、使用了陶器,全面推动了高原土著文化进入新石器。     

青藏高原末次冰消期以来人类活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原因探讨

青藏高原处于欧亚文明交汇区, 拥有古丝绸之路的高原支线, 其严酷的极端环境对人类生存形成巨大挑战, 研究高原自然环境与过去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对认识和理解人类应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模式与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文章选用了海拔、地形起伏度、地被指数、水网密度指数、温湿指数、风寒指数、人体舒适度及绝对含氧量自然因子指标, 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构建以1 km×1 km栅格为研究单元的青藏高原极端环境指数(EEI)分区, 探讨末次冰消期以来人类活动时空演化及原因。结果表明: 高原EEI变化趋势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根据EEI数值高低将评价结果依次分为低极端区、较低极端区、中极端区、较高极端区和高极端区, 其中高极端区分布在高原腹地和西部少量高大山脉, 较高极端区面积广大且高山横亘, 中极端区包括柴达木盆地、川西高原、青海南部及藏南谷地等地区, 较低极端区以高原边缘河谷和横断山区为主体, 低极端区为面积占比最小的藏东南地区。末次冰消期以来气候条件的转变、东西方文化交流引起的生存技术革新和生业模式的转变, 使人类活动分布重心先后经历了较高极端区均衡散布型(旧-中石器时代)、较低极端区丛簇集聚型(新石器时代)、较低极端区连片集聚型(青铜时代)、中极端区边缘集聚-腹地均衡型(汉-元代)、较低极端区边缘集聚型(明清时期)的空间调整。

     

基于孢粉的中全新世以来共和盆地人类活动探讨

采用1310个中国北方表土孢粉,共和盆地达连海化石孢粉数据,利用现代类比法,重建7.0cal kaBP共和盆地的人类活动指数(HI),结果显示:7~5.4 cal kaBP,人类活动非常微弱,盆地内主要为细石器狩猎采集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非常有限;5.4~4.6 cal kaBP人类活动开始显现,宗日文化的定居、农业活动,已经开始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进入3.8~2.0 cal kaBP的青铜时代,HI指示人类活动显著增强,这与当时社会及自然环境背景紧密相关,当时卡约文化遗址数量多达260余处,人口增长,畜牧业确立与普及,风沙活动较弱;1.8~1.2 cal kaBP HI达到峰值,此时汉—唐时期盆地内出现了城址,聚落建制和规模大大提高,人口数量较为稳定,畜牧业发展达到鼎盛,风沙活动较为微弱,人类活动强度达到顶峰;1.0 cal kaBP之后,人类活动相对减弱,这与盆地内风沙活动开始增强,聚落和人口减少,及其畜牧业衰落有关。重建的HI阶段性变化特征与盆地内人类活动的考古和历史记录较为吻合,揭示共和盆地人类活动强度变化,主要受聚落、人口、经济活动形式和沙地变化等自然—社会因素共同驱动,也说明采用孢粉记录来指示过去人类活动变化是可行的。     

青藏高原东部高寒草甸区放牧家畜粪花粉组合特征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高寒草甸分布区和畜牧区,畜牧活动对区域植被和生态的影响作用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采集青藏高原东部高寒草甸区共49个放牧家畜粪样品(牦牛粪样品30个、马粪样品11个、羊粪样品8个),并在区域植被调查的基础上,对粪样品开展了花粉分析.结果 表明:这3种类型的粪样品花粉组合以莎草科(Cyperace...     

青藏高原地质公园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以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为例

青藏高原是世界旅游的热点区域之一,地质公园已成为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至2009年8月,青藏高原已建有17家国家地质公园.青海和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本文以青海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为例,分析了公园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条件,提出了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6项原则: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民生原则: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公园实际系统...     

中全新世气候突变对青海东北部史前文化的影响

青海东北部自然环境对全球变化响应敏感,且本区史前文化发达、序列完整、遗迹丰富。因此本区是我国研究气候变化对史前文化影响的典型区域。利用气候和考古研究结果,采用GIS和数学分析方法,发现：4 kaBP本区气候向干冷化突变,齐家文化在3.9 kaBP突然衰弱,在干冷形势基本稳定的3.6 kaBP,出现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遗址数猛增;齐家文化是农耕文化,辛店文化继承了齐家文化的生产活动,其地域范围缩小,向低海拔和向东部的低山丘陵、河谷、沟谷地带退缩;而卡约文化在适应气候突变后,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方式--畜牧业,并向西和更高海拔的中山地、高山地等扩展,地域范围达到史前文化最大。因此气候突变,史前居民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气候突变是本区史前文化由单一向多元分异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本区大型聚落难以维系,文明进程受挫的重要原因。     

末次冰盛期中国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末次冰盛期（LGM）是地质历史时期一个极端干冷的典型模态,气候恶化,中国剧烈降温,降温幅度自南向北依次增大,华中、华北年均温较今低8~10℃;降水普遍减少,北方年均降水量只有现代的30%~40%,长江以南地区为现代的60%~80%。因气候恶化,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减少,资源密度也下降,中国北方人类活动迅速衰弱,遗址数量较MIS3和PG时期明显减少,遗址分布南缩;同时狩猎采集出现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的行为模式。LGM中国自然带系统南移,当时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和黄土高原中南部的温带草原,以及东北的寒温带森林－草原带;同时随着自然带与猛犸象动物群的南移,西伯利亚人群南迁,带来了新兴的适用于草原环境的细石器技术,是北方人类对LGM恶化环境的调整与适应的重要体现。为适应LGM中国长江中下游冷湿的环境,发明了陶器,是南方人类在LGM深化资源的加工过程和扩大资源利用范围的具体体现。     

基于GIS的青藏高原史前交通路线与分区分析

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但并非是生命的禁区。确切证据表明,末次冰消期人类已扩张至高原地区,并通过长期实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通路线格局。通过构建自然因子模拟—遗址分布校正方法,利用GIS得到青藏高原史前交通路线模拟结果,再结合考古证据对模拟路线进行印证。依据模拟结果将高原分为以下4个区：东北区、东南区、西南区以及西北无人区。其中东北区路线遗址点密度高,落入路线内的遗址点数量占总数的88.56%。路线形成于旧石器时期,其方向为东西向,密切联系东北区的内部,并向外沟通黄土高原与北方地区,其形成与发展为彩陶、粟黍、小麦的传播以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南区路线为南北走向,北与黄河上游地区连接,南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沟通,加强了南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是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大走廊。西南区位于高原的腹心地带,模拟的路线体现了人类对青藏高原主体的征服,其线路总长度4602.32 km为3个区域内最长,是人类向高原进军的第2条重要通道。西北无人区主要为高寒荒漠区,其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故无路线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