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连续运行参考站的网络计算模型研究

摘要：连续运行参考站（CORS）是未来GPS发展的重要方向,着重论述CORS系统的网络计算模型,对各种计算模型的特点进行分析与对比,并结合某省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服务平台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     

县域空间贫困的地理识别研究——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空间贫困研究是对多维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新空间贫困度量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和提高农村扶贫质量的关键。本文借鉴国际空间贫困研究的基本理论思想,总结出了空间贫困三维结构分析框架,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以宁夏泾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开展了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研究发现：① 不同自然地理区SPI排序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均值1.571）>剥蚀构造丘陵区（均值-0.199）>侵蚀构造石山区（均值-0.334）,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减贫重点区域,其中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C₂₅、C₁₆）>经济劣势（C₅）>位置劣势（C₂₀）>政治劣势（C₈）;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₃~C₂₅）>政治劣势（C₈）;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₁~C₂₅）。② 不同民族村SPI排序为汉族村（均值1.484）>回族村（均值1.262）>回汉混居村（均值-1.033）,表明县域尺度上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由于距离最近市场远（C₁₇）形成的经济劣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C₂₃）和农作物特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小（C₂₄）形成的生态劣势。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主要差异在于汉族村人居环境差和灾损率高形成的生态劣势,以及贷款不足（C₅）导致的经济劣势突出,回族村主要因文化知识素质较低（C₁₂、C₁₃）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高而形成经济劣势,回汉混居村因汉族和回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扶贫资源配置困难,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率最低（C₈）,反映该类村空间贫困的政治劣势最为显著。③ 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差异。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SPI均值分别为0.526、2.557和1.644,表明该类型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C₅）;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约为0.321和-1.934,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C₂、C₆、C₇）和生态劣势（C₁₆）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为1.031、-0.029和-0.842,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和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₅）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     

宁夏水贫困地域分异的WPI-Geodetector测度与分析

水贫困是长期以来备受西北地区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宁夏为典型案例,通过建立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WPI模型计算2011-2015年区域水贫困水平,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诊断出水贫困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水贫困动力机制,总结出水贫困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水贫困指数时空分异显著。宁夏WPI值由2011年的0.393上升到2015年的0.404,水贫困呈现缓慢改善态势,但地区差距在扩大。（2）水贫困主导因素时空变化明显。从目标层看,资源系统对宁夏水贫困影响最大,但其决定力在变小;环境系统的决定力在增大;使用系统的决定力最小。从指标层看,年降水量等10个指标q值始终在0.8以上,而年径流深等7个指标对宁夏水贫困决定力在下降。从分地区看,银川市水贫困指数分异决定力q值>0.5的有6个指标,需要提高用水效率、降低用水压力和合理配置生态用水;石嘴山市水贫困指数分异决定力q值>0.5的有11个指标,客观表明作为资源型地区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所在;吴忠市水贫困指数分异决定力q值>0.5的有13个指标,今后着力要加强用水效率、用水管理和水资源高效利用水平等的统筹协调;固原市水贫困指数分异决定力q值>0.5的有4个指标,重点要提高设施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中卫市水贫困指数分异决定力q值>0.5的有15个指标,要突出提高用水效率和设施水平。（3）水贫困地域类型划分。在水资源共同约束背景下将研究区划分为途径（设施水平）约束型区域、能力-使用（用水管理-用水效率）约束型区域、环境（用水压力-生态环境）约束型区域等3 种水贫困地域类型。     

宁夏沙湖旅游地生命周期分析与发展预测研究

旅游地生命周期及其发展预测研究,对于进一步指导旅游地规划、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针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湖泊与池沼旅游地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通过运用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1990-2008年游客数量、游客增长率和滑动平均数等指标数据为依据,系统分析了宁夏沙湖旅游地生命周期,并结合直线和指数趋势预测模型,得出了近5 a游客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沙湖旅游地生命周期经历了4个阶段,即探索阶段(1989年以前)、参与阶段(1990-1999年)、发展阶段(2000-2004年)和巩固阶段(2005年至今)。经预测,2009-2013年沙湖旅游地游客人数分别为58.67、60.69、62.71、64.73和66.75×104人次。     

银川市生态安全水平量度及其对策研究

选取银川市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城市生态安全的评价方法,利用状态-压力-响应(P-S-R)模型,从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状态、人文环境响应三个方面,建立了其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尺度上(1997-2004)对银川市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估和趋势分析,认为:银川市生态安全指数从1997年的0.472增加至2004年的0.666,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中还存在一些不安全因子造成生态压力不断增大及生态安全水平仍处于中度安全水平,最后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和提高银川市生态安全的对策措施。     

引力透镜类星体SDSS J1004+4112的吸收线研究

基于SDSS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斯隆数字巡天) DR15 (The Data Release 15,第15期数据)的光谱,分析引力透镜类星体SDSS J1004+4112两个像(A和B像之间的角距离约为3.73′′)的光谱。通过C IVλλ1548?, 1551?和Mg Ⅱλλ2796?, 2803?吸收双线,在A、B两个像的光谱上证认得到两个C IV吸收线系统和两个Mg Ⅱ吸收线系统。在引力透镜类星体SDSS J1004+4112 A, B两个像的光谱上CⅣ吸收线系统没有明显的差异(吸收线等值宽度差异的置信水平N_△W<3),吸收体在视线方向上的横向尺度D_tra≈127.5 pc,相对类星体的速度β_s<0.06,两视线上的吸收体可能是来源于类星体同一区域的本征吸收体。但是,两个Mg Ⅱ吸收线系统在两个像光谱上存在明显的差异(N_△W> 3);A像光谱上只存在红移为0.831 1±0.000 3的Mg Ⅱ吸收线系统,吸收体的D_tra     

宁夏人口地理的初步研究

运用人口地理学基本研究方法，详细论述了宁夏人口地理问题。研究结果指出，宁夏人口质量显著改变，但人口文化结构依然落后；人口过快增长与人均GDP低下相矛盾；人口产业结构单一，人口职业结构为体力主导型及人口技术结构层次低下；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但人口空间结构依然不合理等。文章指出解决宁夏人口地理问题，进一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与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区域合作与分工；推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关中周边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综合价值评估

以关中周边山地为研究区域，建立了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共12项指标，运用定量评价方法对森林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周边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综合价值中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占到4．83％、94．20％、0．82％，即森林最重要的价值是生态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说明了关中周边山地森林生态环境在维系和促进关中平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可持续减贫的发展地理学研究

中国2020年减贫转向后相对贫困将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减贫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论文在梳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发展地理学视角阐述了可持续减贫的内涵、尺度分析模式、对象划分、评价监测,以及路径设计和发展干预。主要结论为：① 可持续减贫是在建立家庭和地方发展潜力与动力基础上的持续减少贫困,并缩小发展差距的思想和实践范式;② 可持续减贫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尺度分析模式,研究减贫的尺度转换过程,反映减贫要素和决策实施在空间的尺度解构和重构;③ 可持续减贫对象分为绝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乡(镇)和相对贫困县,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④ 运用“五维地理资本指数”和欧氏空间距离,分析县域可持续减贫成效与区域收敛性;⑤ 可持续减贫通过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空间整合,推动区域贫困治理由传统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⑥ 可持续减贫突出以地方为主的“内源—外源”融合的发展干预。     

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过程生态风险时空分异——以红寺堡区为例

生态移民过程具有规模性、集中性等特点,其对安置区土地利用产生最直接的变化,理论上具有显性或潜在的生态风险。以我国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集中区-宁夏红寺堡区为例,以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三期遥感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析法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间安置区景观格局发生较大的变化,草地面积减少29 744.04 hm²,耕地、林地、水域以及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加了18 979.73、4 167.343 6、672.193 3、4 314.280 6 hm²,沙地和未利用地变化幅度较大,但其研究始末面积变化不大。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变化明显,且呈现出由集中连片式分布转向零散式的多核地域分布的变化格局,其中高度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柳泉乡的东北角、小罗山西麓地区以及大河乡的中部和西南部,较高风险区在安置区北部地区以及大河乡的中西部地区分布较为广泛,较低和低度风险区则主要分布在罗山周边地区、柳泉乡的东南部、太阳山镇的西南部以及红寺堡镇的南部等地区。研究期间安置区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大幅度减少,较高风险区和低度生态风险区面积不断增加,因此生态风险总体呈减弱趋势。安置区生态风险值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在空间上存在着空间集聚效应,说明安置区生态风险时空分布与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强度之间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