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速城市化进程对水环境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近20年来上海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对水环境的影响和压力十分突出。本文通过对上海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水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认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造成河网水系的锐减、地面沉降、水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之一。并对改善上海水环境状况的主要对策进行了探讨。     

风灾危险性评价-以塔里木盆地为例

考虑到大风灾害的发生与发展不仅与大风灾害天气有关，还与其影响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状况有关。因此，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以承灾体指数CH和灾次指数ZC的变化分析了塔里木盆地大风灾害的空间分异特点，发现ZC的变化与CH的变化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错位。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风灾灾害危险性评价模型。它是风沙致灾强度和承灾强度的综合反映。结果显示：塔里木盆地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库尔勒是风灾最危险的区域，其次危险的地区是：喀什、库车、阿克苏、轮台和莎车等地，应予以高度重视。这与塔里木盆地大风灾害的实际基本一致，说明用危险性指数DX来指针研究区的风沙灾害危险性是可行的。     

浅论城市发展与地质灾害的关系

文章对黑龙江省几个不同功能城市，即人类活动集中的哈尔滨市、油田大庆市及4大煤炭城市，在不同形式的人类大规模活动中，诱发和激化的各种地质灾害及灾害群粗浅地作了分析，指出这些城市的发展严重受地质灾害的制约和影响。     

济阳坳陷义和庄古潜山溶蚀、裂缝发育带灰色—遗传识别

通过对裂缝识别测井、声波测井、深浅双侧向测井求取溶蚀和裂缝带发育参数－裂缝张开度、裂缝孔隙度、裂缝渗透率、地层系数、残余岩溶强度指数和裂缝发育指数，并结合岩芯观察和录井资料，给出控制特征参数，建立潜山灰岩储层单井溶蚀、裂缝带模式图。在此基础上，应用灰色－遗传过程识别系统对义和庄潜山三维地震资料进行溶蚀和裂缝带识别，预测储层发育的有利地带。     

基于GIS网络的工作流模型设计

GIS网络模型仿真社会生活中的流程化工作环境,可以把复杂的工作流程抽象成高度数学模型化的GIS网络,并且通过GIS使其可视化;运用GIS的空间拓扑技术来解决工作流中的诸多业务逻辑控制问题,如:流转、安全、历史等;运用GIS的图形编辑工具直接完成工作流的可视化编辑。     

一种用于计算卫星速度及加速度的实用数值微分公式

卫星重力数据处理中，通常由卫星星历观测值或星历扰动量计算卫星的加速度或加速度的扰动量，本文根据牛顿插值公式，导出了由n个点的卫星星历计算卫星速度及加速度的实用数值微分公式，文章还给出了N阶数值微分通用公式，通过模拟计算，对本文给出的公式进行了验证，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试论合肥中新生代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介绍了原有构造单元划分方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根据合肥盆地布格重力异常特征,结合中、新生代沉积特点分别对盆地中、新生代构造单元进行了划分:中生代采用构造术语划分出6个二级构造单元;新生代采用盆地划分的术语划分出6个构造单元.     

2001年5月24日四川盐源5.8级地震灾害及损失评估

对2001年5月24日发生在四川盐源之5.8级地震灾情作了概述，这次地震宏观震中位于四川盐源县泸沽湖镇舍垮村一带，震中区烈度为Ⅶ度，个别点可达Ⅷ度，其中四川地区受灾面积达1130平方千米，受灾人口达9632户，48249人，地震造成1人死亡，39人受伤，5930人无家可归，其直接经济损失在9000万元左右，同时，位于震区外围的木里县城所在地-乔瓦镇因位于老滑坡地带，成为灾害异常区，从而使建筑物遭受较大的损坏。     

中国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从在地化、去地化到再地化：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转型

人地关系是透视中国城镇化进路的重要视角。论文在历史向度上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转型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逻辑,认为中国人地关系经历了在地化、去地化和再地化3个阶段。在地化阶段,农本立国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人们对乡土的经济依附和情感依恋,人地关系的在地化逻辑难以动摇;去地化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转型推动农民离土出乡,人不离土的价值观束缚发生了结构性松动,在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被动失地的农民与主动离地的农民共同主导了人地关系的去地化过程;再地化阶段,制度变革引领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乡愁推动城乡文明走向共生,二者助推中国人地关系重塑。对人地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和基本逻辑的梳理,可以为适应新时代的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实践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