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交通优势度及空间差异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构建多维指标体系,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交通枢纽辐射水平三方面分别对各县区的差异进行分析,并综合分析其交通优势度.研究表明,广东省交通优势度呈明显的圈层分布,从中心向外围递减,从沿海向内部递减;珠三角交通优势度在全省具有明显优势,其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交通枢纽辐射水平均为全省第一层次;广东省交通优势度还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交通优势度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     

广州市零售业态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

零售业业态空间分异识别对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基于高精度大样本数据的零售业态空间分布识别较传统研究更精确便捷。以广州市2014年47 026个零售业网点数据为基础,基于信息熵、平均最近邻分析法、核密度估计等研究方法,探讨广州市的零售业分布格局、业态空间分异与零售业结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零售业功能显著集聚于城市核心区,越秀、荔湾与天河北的零售功能发育相对均衡,均衡度从核心向外围显著下降;2）不同业态零售业分异较大,以商业服务和基本生活服务为主的零售业态网点分布的集聚度显著高于大体量的综合类零售业态;3）各业态零售业随着城市圈层的外拓分异显著,大体量型零售业态分布相对均衡,以商服功能为主的零售业态则主要集中于核心层与内圈层;4）人流集聚程度、交通通达性、职住人口分布、地方政策与社会空间分异共同影响着零售业业态空间的形成与演化。     

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展

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低碳城市规划建设中一项重要的科学命题.其中,城市空间结构对于城市交通及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围绕影响城市交通及其碳排放的城市空间结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利于节能减排的空间结构模式与调控策略.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建立空间结构要素与交通能耗的综合关系模型来说明二者的关系,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在模型中引入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以便更好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对于交通的影响.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     

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手段,定量分析了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因子,包括离城市中心距离、离干线公路距离、离海岸线距离以及地形等因素会对建设用地扩展的方向、规模、强度等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作用,受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作用以及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建设用地扩展围绕城市中心呈现距离递变规律,并向郊区、临路、临海以及平原区等优势区位集聚,从而使建设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即郊区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和平原区指向.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和边界效应测度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欧洲北部港口体系结构波动特征CSSCISSCI

国内外学者对港口体系结构演化的定性分析较深入,但从长时间尺度定量的研究较少。本文在阐述港口体系结构波动的一般特征基础上,提出港口体系结构波动的两个基本假设。引进港口体系全局指数和基尼系数,以欧洲北部港口体系为研究案例,从长时间尺度分析了传统货物运输和集装箱运输两个角度下港口体系结构的演变特征,计算结果表明,北部港口体系结构在长时间尺度趋向于集中发展,而从短时间来看,港口体系结构波动特征明显,遵循集聚发展、分散发展和均衡发展相互交替的发展规律,验证了两个基本假设。最后讨论了区位因素、港口规模以及技术进步对港口体系结构的影响过程。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② 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③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珠三角港口体系演化模型研究

珠三角是我国港口布局的重要区域,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政治环境,区域港口体系发展具有独特的模式和过程。在详细梳理不同阶段港口体系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长时间序列构建了珠三角地区港口体系演化模型。该模型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的港口体系演化具有一定的差异。珠三角港口体系具有港口体系波动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模型中只有单一集中化和分散化发展趋势的描述;其次,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的起始阶段为单极化发展阶段,而非西方国家模型中的均衡化发展阶段;最后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增加了对枢纽港口空间位置转移的描述。     

基于矢量—栅格集成法的厦深高铁影响空间分布——以广东东部地区为例

提升区域可达性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可达性分析成为评估交通网络建设效益及制定决策的重要内容。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模型的不足,本文采用模拟精度更高的矢量—栅格集成法,以厦深高铁为例,分析高铁开通前后广东省东部区域可达性变化程度和空间分布,探讨高铁对研究区域不同尺度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厦深高铁显著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但不同站点间提升程度有所差异;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影响具有显著的隧道效应,可达性变化较高的空间分布方向与厦深高铁一致;厦深高铁对区域交通可达性的公平性和区域产业发展都将产生一定影响,高铁对中小站点地区发展的刺激作用将是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