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构建人类干扰指数,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评估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总体来说,2018年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0―2018年,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增加幅度小、增长趋势慢,定量说明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活动整体管控成效好;② 1980―2018年,3类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优先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人类干扰指数均呈逐步增加趋势。以“胡焕庸线”为界,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以西、以北人类干扰总体较小,增加相对缓慢;以东、以南人类干扰相对明显,增加也相对明显,今后对这些区域要重点加强管控;③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干扰指数在5个监测年份均最低,增加趋势最平缓、增幅最小,人类活动实际管控成效最好;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区人类干扰相对较大,管控成效有待显现,结果反映中国对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分类管控力度和梯度的差异;④ 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内部人类干扰指数及增幅均低于外部未受保护区域,构建重要生态保护区域有效降低人类干扰。     

随机介质的声散射(Ⅰ)——广义Born近似反演

运用泛函微分方法给出弱随机介质中散射问题的散射幅度Ｂｏｒｎ近似的推广形式。讨论了关于阻尼最小二乘法反演介质参数的各价相关函数的方法,并讨论具有有限支集势函数扰动的逆问题的唯一性,其结果对运用Ｎｅｗｔｏｎ法等数值方法有实际意义。     

白斑综合症杆状病毒在养殖万氏对虾(Penaeus vannamei)中暴发流行和人工感染研究

白斑综合症杆状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baculovirus,WSBV)对万氏对虾有较强的致病力,在病虾被感染的2～3d内,就可以使万氏对虾死亡率达83.3%～90%.WSBV对万氏对虾的鳃上皮细胞、甲壳下表皮细胞、胃上皮组织细胞、肌细胞、结缔组织细胞和中肠基底膜下肌细胞以及结缔组织细胞敏感.在细胞质中的完整杆状病毒粒子大小为(129～164)nm×(365～412)nm,在细胞核中的完整杆状病毒粒子大小约为(135～176)nm×(429～480)nm.万氏对虾对wSBv没有明显的抗病性,60d养殖死亡率达90%.     

离子迁移谱现场观测渤海和北黄海二甲基硫的研究

渤海、黄海是高产二甲基硫（Dimethyl Sulfide, DMS）的大陆架海区。该海区DMS的现场调查研究有助于准确评估海洋DMS释放量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负反馈作用。目前,无论是基于模型还是直接测量法的通量估算均以表层海水或低层大气DMS浓度为基础,因此,先进的检测技术对其通量估算的准确度具有决定性作用。气相色谱法、质谱法、化学发光法以及卫星遥感技术是现在常用的观测技术,而本文则基于苯辅助光电离离子迁移谱技术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在海域现场观测海水中DMS的方法。通过结合动态气提-Nafion管在线除水进样系统,消除环境水汽的干扰;在最优条件下,基于DMS两个产物离子峰,可以实现0.10～120 nmol/L之间DMS的定量分析,检测限低至0.065 nmol/L;然后将所建方法应用于2019年秋季渤海、北黄海海水中DMS的现场观测。结果表明,表层海水中DMS的浓度为0.080～0.96 nmol/L（平均值为（0.44±0.34）nmol/L）,其海气通量为0.12～17.75 μmol/（m²·d）（平均值为（ 3.23±4.02）μmol/（m²·d））;通过结合实验室检测结果、环境因子和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讨论了海水样品低温储存条件下DMS的变化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营养盐成分及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是影响储存样品中DMS浓度显著增加的主要因素,进一步表明了现场观测方法的建立对海洋DMS释放量的准确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悬沙水体不同波段反射比的分布特征及悬沙量估算实验研究

我国沿岸、河口附近水域具有高悬沙量的特点.悬沙的分布、扩散、沉降过程影响港口、航道水深的维持,影响生态环境.利用卫星遥感资料开展悬沙遥感及定量算法研究,在我国已取得诸多成果,挥才兴等[1]提出了几种悬沙定量的经验和半经验模式.“七五”攻关分别对黄河口和长江口提出了对数模式、线性分析模式和双峰比模式,Ma等[2]将模式识别方法应用于悬沙遥感.90年代后期,国际上陆续发射多颗海色卫星,我国也计划发射海色卫星,为有效地利用海色卫星资料,进一步开展悬沙定量算法及传感器谱段选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大鹏湾大鹏半岛沿岸海域的一次调查与分析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们在大鹏半岛海域调查时,恰逢深圳大鹏半岛近岸海域赤潮发生。结合我们对该区域内沿海水域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给出该海域的潮汐、潮流的基本特征及当时该海域的水质状况,为规划、保护该海域的海洋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研究赤潮发生成因提供参考资料。     

南黄海浮游植物与水色透明度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

本文根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在南黄海获取的资料,分析和讨论了该水域浮游植物现存量（叶绿素 ａ （ Ｃ Ｈ ））、初级生产力（ Ｐ Ｐ） 和海水光学参数（透明度（ Ｓ Ｔ））、水色（ Ｗ Ｃ）） 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夏末秋初南黄海 Ｃ Ｈ 与 Ｐ Ｐ, Ｃ Ｈ 与 Ｗ Ｃ 和 Ｐ Ｐ 与 Ｗ Ｃ 以及悬浮物（ Ｓ Ｓ） 与 Ｗ Ｃ 之间均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相关式分别为： Ｐ Ｐ ＝ ２２５１９ｌｎ（ Ｃ Ｈ ） ＋ ４８８９１ 或 Ｐ Ｐ ＝ ５ Ｅ－ ０５ Ｃ Ｈ １６４６４（ Ｒ２ ＝ ０７０３７）; Ｗ Ｃ ＝ ４０３ｌｎ（ Ｃ Ｈ ） ＋ ８９７６８ 或 Ｗ Ｃ ＝ ７１３０６ Ｃ Ｈ ０４７４７ （ Ｒ２ ＝０７９２１）; Ｃ Ｈ ＝ １５４３７ｌｎ（ Ｓ Ｓ） ＋ １３６４７ 或 Ｃ Ｈ ＝ ０７４９９ Ｓ Ｓ１２５２（ Ｒ２ ＝ ０７２２３）; Ｐ Ｐ ＝３３２８６ｌｎ Ｓ Ｓ＋ １５２２２ 或 Ｐ Ｐ ＝ ３３０２９ Ｓ Ｓ０５６９４ （ Ｒ２ ＝ ０５４７６）; Ｐ Ｐ ＝ ４２５８８ｌｎ（ Ｗ Ｃ） － ３７０７１或 Ｐ Ｐ ＝ ６６５１２ Ｗ Ｃ０８６６５（ Ｒ２ ＝ ０６７３１） 以 及 Ｓ Ｓ ＝ １４０１９ｌｎ（ Ｗ Ｃ） － １３３６３      

覆盖中国沿海地区的精细化台风风暴潮模型的研究及适用

精细化风暴潮预报是目前风暴潮预报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本文首次建立起了一个覆盖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精细化台风风暴潮数值模型,克服了以往分区域数值模型的不足,该模型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分辨率达到300m左右。模型采用了并行计算,并对2012年和2013年灾害性台风风暴潮过程进行了数值检验,计算精度和计算所用时间都能够满足业务化运行的要求。本文同时还根据中国气象局、美国国家气象局等5家主要台风预报机构给出的24h台风预报,对2013年度灾害性台风风暴潮过程进行了24h数值预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根据中国气象局台风登陆前24h预报可以得到更准确的风暴潮预报结果,其预报结果优于其他各家预报结果。该结论可以为今后的台风风暴潮预报中台风路径的选取提供重要的参考。     

丹麦日德兰半岛西海岸典型岸段地貌概况及研究现状

通过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对丹麦日德兰半岛西海岸典型岸段的地貌类型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丹麦日德兰半岛西海岸岸线长度约为470 km,海岸类型可以分为无障壁海岸和有障壁海岸2大类。无障壁海岸以沙丘为主,并有海蚀崖,主要分布在斯卡恩(Skagen)到布劳万角(Blåøvands Huk);有障壁海岸地貌类型以障壁岛—潟湖、盐沼为主,主要分布在布劳万角到勒姆岛(Rømø),并向南进入德国。丹麦西海岸北部属于冰后期地壳回弹上升区,向南地壳回弹幅度逐渐减弱,至Ringkøbing峡湾地区变为地壳稳定区,再向南地壳变为下降区,因此,全新世地层中分别记录了不同的相对海面变化信息。距今7 150 a以来,北部的Skagen岬角地区的相对海面下降了16~25 m;Skallingen地区过去5 000 a间海面在现代海面附近波动,其后侧Ho Bugt盐沼地区4 000 a以来相对海面上升了4 m;过去8 000 a间,Rømø障壁岛的相对海面上升了15 m。欧洲学者在丹麦西海岸地区取得的典型成果包括:海面变化重建(包括海面变化标志点、泥炭层压实校正、定年等)、全新世地质环境演化、开放潮坪现代沉积定量研究等,为海岸带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Study of A Geo-Acoustic Model of Gas-Bearing Sedi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ediment with Low Acoustic Velocity

A new geo-acoustic model for gas-bearing sediment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work of Dvorkin and Prasad, and Biot theory. Only five geophysical parameters: sediment mineral composition, free gas saturation, tortuosity (also known as the structure factor), permeability, and porosity, are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A benefit of this model is that we need only five parameters instead of ten parameters in the Biot’s formulas for acoustic velocity and attenuation calculation. Here the model is demonstrated with the in-situ experiment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Hangzhou Bay, Chin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free gas content in sediment is the most critical condition resulting in a low acoustic velocity (compressional wave). The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 other four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are also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