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地质灾害,促进首都北京可持续发展

在总结分析北京所遭受的地质灾害类型、发育特征、分布规律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基础上,论述了地质灾害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建立了地质灾害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影响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最后,针对首都北京减灾现状,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地质灾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地震事件类型自动识别及应用

天然地震与非天然地震自动识别是地震自动编目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监测数据产出智能化的基础应用.从福建天然地震和人工爆破事件中,提取小波分析特征、P/S震相振幅比、波形能量分布特征,对以上特征组合联合支持向量机进行大批量数据测试分析,研究得出识别效果较好的事件类型判别算法,最优测试识别率为94.5％;采用最优算法研发基于...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

乡村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乡村衰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需破解乡村病问题。现有乡村研究主要关注乡村单一系统、乡村转型或乡村特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系统自身、乡村各子系统之间关系及其驱动乡村发展逻辑的研究则显匮乏。基于黄淮海地区县域数据,选取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刻画了乡村内部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人—地—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① 黄淮海地区大部分县域乡村人—地—业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4条明显的高值轴带,且乡村系统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②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高,但大部分处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③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同关系可分为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和高协调水平—人业发展引领型3种类型,其中产业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④ 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可有效激活“四力”,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为理解乡村系统自身、破解乡村问题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生态地貌学研究体系及其功能提升探讨

地球表层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地表形态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地貌学和生态学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学科。自然实体与人文实体都依附于地表,研究生态与地貌关系的科学便统称为生态地貌学,直接影响人类生存选址、生存保障、生产方向、产业布局、交通、城乡建设等,因此,生态地貌学是保障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性与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是国家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性学科。生态地貌学研究生态与地貌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地貌综合实体,学科体系包含地貌基础学科、生态基础学科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地貌学科。生态地貌学科下又包含生态地貌区划学、生态地貌类型学、生态地貌资源学、生态地貌岩态学、生态地貌遥感与GIS技术、生态地貌管理与规划等分支学科,是目前仍然属于探索性的学科。生态地貌结构可表达为：由地貌与生物成分、类型、区域组合、数量构成及其空间排列组合方式。从生态地貌结构理论出发,对其功能进行系统梳理,主要可以归纳为区域结构、类型结构、资源结构、岩态结构等多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具有不同的功能,主要功能有提升中国自然地理区划质量与空间定位功能、生态评估与生态设计功能、土地利用评估与利用结构调整功能、地质地貌灾害成因和防灾减灾对策功能等。故该研究意在实现生态地貌功能间协调、高效可持续,通过对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功能体系,并从调控管理上提出了提升功能能力的设计路径。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mathrm{①}研究时段内,区内城镇用地总规模由205.98 km²增加到6442.19 km²,扩大了31.27倍;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明清时期）、起步阶段（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夕）、成长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加速阶段（2000—2010年）,城镇扩张速率不断加快,但扩张效率有待提升;\mathrm{②}在城镇等级规模空间格局上,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为区内的一级城镇,民国后,上海逐渐取代其地位,从五级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四级以上城镇主要集中在长江干流沿岸和太湖流域,五级以下城镇大多集中在安徽;城镇体系呈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且改革开放后的城镇首位度较明清与民国时期要高,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差距扩大,大城镇优势较强。近30年,长江沿岸城镇发展加速,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针对目前贫困分布研究以大尺度为主而缺乏对小尺度的关注和致贫因素分析忽略个体效应或背景效应的不足,基于空间贫困视角,以乌蒙山片区为研究区域、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究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并设计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从贫困村和县域两个层面综合定量剖析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贫困村的空间聚集特征较为明显,总体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散点-极核-轴带-团块并存的空间格局。② 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受多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村级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通路率、劳动力比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安全饮用水比例;县级影响因素为：人均地方生产总值、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植被覆盖率。③ 农村贫困来源于贫困村与县域的双重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针对不同尺度对象有针对性地施策,合理配置扶贫资金。     

基于旅游开发影响的五台山植被景观特征分析

以往旅游对植被影响的评价成果较多,但是旅游影响下植被景观与地理因子之间的关系报道较少。本文利用多种数量生态学方法探讨了五台山旅游开发与植被景观之间的生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旅游开发影响下五台山植被景观可分为单优乔木区、草本区、差级乔草区、中级乔草区、中级灌草区、良级灌草区、良级乔灌草区、优级乔灌草区、以及寺庙区、商业区或居民区9种类型。② 在除趋势对应分析中,第一轴与所有因子的相关性都较大,第二轴与旅游干扰度和海拔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各植被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关键性指标的空间格局。③ 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方法能够大大提高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间的相关性,并将其直观地表达于排序图中。在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关系上,第一轴上的相关系数是0.858_DCCA>0.828_DCA,第二轴上的相关系数是0.583_DCCA>0.501_DCA,这说明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方法更优。     

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居民幸福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多是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探讨大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合乡村旅游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前还较少。运用SEM分析方法,探究处于多维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如何通过前往乡村进行旅游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压力源对调适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休闲参与不显著,但不同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④ 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⑤ 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基于水化学特征的“奥灰”地热流体水文地球化学演化机制研究——以济南东部章宁1地热井为例

以章宁1地热井的研究为例,在分析地热水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基础上,对地热水的化学成分形成进行了研究,并通过与相对补给径流区的西曹范、章桃1地下水水化学特征的比较,研究其演化机理。综合分析认为地热水为沉积岩溶滤水,属于中度变质水,地下水流经火成岩侵入体时溶解了大量的Cl~-及F~-,HSiO~-_3等微量元素,次为地下水与沿文祖断裂上升的深部热液的混合,导致地热水化学类型的改变。深部热液的水化学成分与济南东地热水与深部热液的混合比例有待进一步研究。     

Molecular phylogeny of the genus Clibanarius(Decapoda: Anomura: Diogenidae) based on mitochondrial and nuclear DNA sequences

Clibanarius , a genus of hermit crabs, i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genera within Diogenidae. However, studies on the phylogeny within Clibanarius is very limited. We reconstruct the molecular phylogeny of the genus Clibanarius based on two mitochondrial (16S rRNA and COI) and two nuclear protein-coding (NaK and PEPCK) genes using a multigene phylogenetic approach. Eleven selected Clibanarius species from the Indo-West Pacifi c are analyzed and the Bayesian and maximum likelihood analyses produced identical results in topology. Results suggest that C . rutilus and C . infraspinatus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n to C . snelliusi , and C . striolatus shows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C . longitarsus .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C . merguiensis with C . englaucus and C . humilis i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divergence of C . virescens from them. Our phylogenetic results contradict the morphological classifi cation scheme proposed for Clibanarius and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ve length of dactyls and propodi is not phylogenetically signifi cant in Clibanarius . In addition, we speculate that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dian cleft of the telson might be phylogenetically important for Clibanar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