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平原江陵地区9ka以来古气候演化的沉积记录

从一起自然发病的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H．Milne-Edwards)肝胰腺中,分离做纯培养的6株(HQ010516A-1至HQ010516A-6)鳗利斯顿氏菌(Listonella anguillarum),进行了形态特征、主要理化特性等方面的检验．同时择代表菌株(HQ010516A-1)测定了16S rRNA基因序列、构建了系统发育树．另外,以代表菌株(HQ010516A-1)对健康蟹进行了人工感染试验,结果表明了该菌株在所检病例的病原学意义;用37种抗菌类药物对3株菌所做的药敏试验,结果均表现对头孢噻肟等29种药物呈现敏感或高度敏感(抑菌圈直径在16-40 mm)、对头孢唑啉等3种药物呈低度敏感(抑菌圈直径在10-12 mm)、对青霉素G等5种药物耐药(无抑菌圈形成)．     

全新世以来江陵地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沉积记录

江陵剖面沉积物记录了近9000 a来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历史。根据多环境指标综合分析,重建江陵地区近9000 a来的气候环境演化。研究表明,8900~6300 aB.P.为暖湿气候期;6300~4 700 aB.P.为冷期;4700~3400 aB.P.气候偏暖偏湿;3400~2500 aB.P.是湖沼泥炭堆积期,气候暖湿;2500 aB.P.以来,该地区沉积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湖泊及湖沼堆积转为洪水漫滩堆积,古云梦泽开始萎缩,气候变干变冷。早期人类活动始于6200 aB.P.,以种植经济作物罂粟及牧草类植物唇形科和车前草等草本花粉的出现及增加为标志;4700 aB.P.开始,人类在定居点附近从事农业、牧业兼少量经济木本的种植;人类大规模活动始于3400 aB.P.,禾本科含量急剧上升与湖周农田耕作范围的扩大有关,阔叶树和杂草花粉的增多与定居点扩大及其周围普遍种植经济阔叶林有关。随着定居点扩大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地表土壤侵蚀严重,入湖陆源粗颗粒物质和有机物质增多;湖泊沉积物表现为粗颗粒含量迅速增加,各粒径波动频繁,TOC、TN和C/N出现高值,δ13C出现低值。     

哈尔滨荒山岩芯重矿物特征对松花江第四纪水系演化的指示

松花江水系演化研究对于理解该区域的构造-气候-地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于第四纪松花江中上游流向是否存在反转,一直存在争论,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河流沉积物是河流地质过程的产物,是研究水系演化的重要地质档案。对哈尔滨荒山岩芯(深度101.11 m,底界年龄1.68~1.70 Ma)沉积物进行了古地磁、磁化率和重矿物分析,结果表明:岩芯62.3 m(0.94 Ma)深度的上、下地层的磁化率和重矿物特征存在明显不同。62.3 m以下地层的磁化率极低(甚至为0),且重矿物特征和依兰方向的河流相近;而62.3 m以上地层的磁化率突然增大,并呈现出周期性的高低变化,重矿物特征与松原方向的现代河流相似。磁化率和重矿物组合特征反映的沉积物物源变化指示了松花江中上游水系的反转。早更新世早期,松花江肇源-依兰段的水流从依兰方向向西注入松嫩湖盆;早更新世中晚期,佳依分水岭不断抬升,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不断下降,导致分水岭两侧河流溯源侵蚀加剧;在0.94 Ma B.P.,佳依分水岭被切穿,松花江水流发生反转,自西向东流经佳依峡谷进入三江平原。     

哈尔滨沙尘沉降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物源分析

为了对哈尔滨沙尘天气的物质来源进行追踪, 对哈尔滨沙尘沉降物及其作为潜在源区的科尔沁沙地和松嫩沙地(＜11 μm和11~30 μm粒级组分)进行了稀土元素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 哈尔滨2002年沙尘物质的∑REE为189.67×10-6, 2007年为175.57×10-6, 2008年为174.68×10-6, 2011年为181.35×10-6.沙尘沉降物的REE集中分布在一个很窄的范围, 显示哈尔滨沙尘的来源相当稳定.沙尘沉降物的稀土元素分布模式十分相似, Eu较明显亏损(2002年、2007年以及2008年沙尘的δEu在0.71~0.75之间, 2011年沙尘的δEu值为0.92), Ce弱负异常(δCe值在0.89~0.92之间, 平均值为0.90).沙尘沉降物与潜在源区物质的REE含量、分布模式、特征参数以及δEu-ΣREEs、δEu-(LREE/HREE)和(LREE/HREE)-La_N关系图解均显示哈尔滨沙尘沉降物的REE组成与科尔沁沙地(特别是11~30 μm粒级组分)十分接近, 显示哈尔滨沙尘起源于科尔沁沙地而非松嫩沙地, 科尔沁沙地对哈尔滨沙尘的物质贡献主要体现在11~30 μm粒级组分.哈尔滨沙尘的科尔沁沙地起源的研究结果得到气象资料和气象记录的支持.      

不同粒级组分碳酸盐与碳同位素分布特征及其对风尘物源的指示意义

在科尔沁沙地采集沙地表土样品16组,松嫩平原杜蒙沙地样品15组,同期还收集了城市道路表土样品10组,对各组样品进行粒度分级(全样、＞ 63 μm、63 ～ 30 μm、30 ～ 11 μm和＜11 μm),分别测定碳酸盐含量和碳同位素组成.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样品各粒级组分碳酸盐含量的变化幅度不同,科尔沁沙地最小(0.8％),其次为杜蒙沙地(1.9％),道路表土最大(2.7％).大部分杜蒙沙地样品(66.7％)和小部分科尔沁沙地样品(37.5％)以及全部道路表土样品的碳酸盐含量随粒度变细而增大,且变化模式各不相同.碳酸盐含量随粒度变细而增高是非匀速的,先是增幅较大(＞ 63 μm-→63 ～ 30μm→30～ 11 μm),后增幅较小(30～11μm→＜11μm).沙地样品碳酸盐含量与粒度的关系并不限于随粒度变细而增大这一种,风成砂和经历过强烈成壤作用改造的沙地样品中的碳酸盐含量与粒度的关系皆表现为随粒度变细而减小,沉积物中碳酸盐含量随粒径变细而增高是否是一种普遍规律还需要更多区域的更多样品来检验.大部分沙地样品和道路表土样品不同粒级组分的碳酸盐δ13C值变化范围较小(＜1.8‰),并表现出随粒度变细而趋于偏正的特征,但变化幅度很小.杜蒙沙地和科尔沁沙地碳酸盐含量的地区差异性极不明显,且各粒级组分碳酸盐含量的变化幅度大大超过了杜蒙沙地与科尔沁沙地的碳酸盐差异值,不能作为区分杜蒙沙地和科尔沁沙地风尘源区的示踪指标;而科尔沁沙地和杜蒙沙地碳酸盐δ13C组成存在明显差异(在63 ～ 30 μm粒级组分表现最为明显),且不同粒级组分碳酸盐δ13C值差别较小,说明它是一个比碳酸盐含量更好的风尘源区示踪指标,但是不同粒级组分碳酸盐δ13C组成的差异会随离中国西部沙漠沙地风尘源区距离的加大或者风尘物质成壤作用的增强而变大,增加其风尘源区示踪的复杂性.     

江汉平原江陵地区近9 ka b．p．以来的气候演化：有机碳同位素记录

通过对江陵剖面沉积物的高密度采样和有机碳同位素分析,重建了江汉平原江陵地区近9.0kaB.P.以来的古气候古环境演化。江汉平原江陵地区9.0～6.31kaB.P.属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晚期向干旱方向发展;6.31～4.97kaB.P.为冷干气候环境,在5.78kaB.P.达到极盛;4.97～2.50kaB.P.为暖湿气候时期,其间3.44～2.50kaB.P.湖沼泥炭发育,3360aB.P.、3110aB.P.、2935aB.P.和2710aB.P.为明显的降温期,尤以2710aB.P.的降温幅度最大;2.50kaB.P.以来温度相对较低,为冷期。江陵地区近9kaB.P.以来的气候变化与国内相邻区域的研究资料相一致,但又有区域的差异性。     

青藏高原东北缘黄土粒度组成及物质来源分析

对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民和黄土进行粒度分析发现，民和黄土粒度组成与兰州、洛川和西安等地差别较大，其黄土粒度明显大于上述地区。传统地把民和黄土划分为黄土带的南部过于简单化，它忽略了因青藏高原隆升而激发产生的高原物源区作用，应将民和黄土归属于黄土与砂黄土的过渡带。青藏高原因冰川反复消融和磨蚀产生的砂尘为民和黄土提供了可观的粗物质补给。事实表明，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冰融作用所产生的大量砂粉尘，不仅是高原腹地黄土区的主要物源，也是青藏高原边缘黄土的主要物源之一。     

哈尔滨城市地表土的物质组成与沙尘天气

沙尘对环境的污染被人们越来越重视,是生态环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哈尔滨城市不同类型松散地表土进行了采样和物质组成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河床冲积物和哈尔滨市土壤对哈尔滨沙尘天气的贡献较小;而地表裸土的粒度和化学组成特征指示了道路裸土和建筑土是哈尔滨沙尘天气主要的物质源地,以为沙尘天气提供大量的粉尘物质.这不仅对哈尔滨沙尘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也对确定哈尔滨沙尘来源区并科学控制沙尘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兰州—民和盆地第四纪地层学研究

在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的基础上，对兰州－民和盆地的晚新生代地层和环境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对第四纪地层进行了地貌学、岩石学、年代学、土壤地层学和古气候学研究，查明了研究区各地貌单元形成时代与物质组成特点、侵蚀期和堆积期的旋回过程及黄土中1．9MaB.P．以来磁化率与古气候、古土壤事件（S26－S0）、古气候演化的周期（45ka、100ka）、特点和黄土中15万年以来短尺度气候事件（H1－9及DO1－10）。     

不同粒级组分碳酸盐与碳同位素分布特征及其对风尘物源的指示意义

在科尔沁沙地采集沙地表土样品16组,松嫩平原杜蒙沙地样品15组,同期还收集了城市道路表土样品10组,对各组样品进行粒度分级（全样、>63 μm、63~30 μm、30~11 μm和<11 μm）,分别测定碳酸盐含量和碳同位素组成。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样品各粒级组分碳酸盐含量的变化幅度不同,科尔沁沙地最小（0.8%）,其次为杜蒙沙地（1.9%）,道路表土最大（2.7%）。大部分杜蒙沙地样品（66.7%）和小部分科尔沁沙地样品（37.5%）以及全部道路表土样品的碳酸盐含量随粒度变细而增大,且变化模式各不相同。碳酸盐含量随粒度变细而增高是非匀速的,先是增幅较大（>63 μm→63~30 μm→30~11 μm）,后增幅较小（30~11 μm→<11 μm）。沙地样品碳酸盐含量与粒度的关系并不限于随粒度变细而增大这一种,风成砂和经历过强烈成壤作用改造的沙地样品中的碳酸盐含量与粒度的关系皆表现为随粒度变细而减小,沉积物中碳酸盐含量随粒径变细而增高是否是一种普遍规律还需要更多区域的更多样品来检验。大部分沙地样品和道路表土样品不同粒级组分的碳酸盐δ13C值变化范围较小（<1.8‰）,并表现出随粒度变细而趋于偏正的特征,但变化幅度很小。杜蒙沙地和科尔沁沙地碳酸盐含量的地区差异性极不明显,且各粒级组分碳酸盐含量的变化幅度大大超过了杜蒙沙地与科尔沁沙地的碳酸盐差异值,不能作为区分杜蒙沙地和科尔沁沙地风尘源区的示踪指标;而科尔沁沙地和杜蒙沙地碳酸盐δ13C组成存在明显差异（在63~30 μm粒级组分表现最为明显）,且不同粒级组分碳酸盐δ13C值差别较小,说明它是一个比碳酸盐含量更好的风尘源区示踪指标,但是不同粒级组分碳酸盐δ13C组成的差异会随离中国西部沙漠沙地风尘源区距离的加大或者风尘物质成壤作用的增强而变大,增加其风尘源区示踪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