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南部之人類遺跡

(一) 印度當一九三五年以前,除在馬德拉斯及恭達瓦瑞河(印度南部)在後於温熱時期的礫岩中所發見的著名的石英石器(齊安期之石斧)至少從老的舊石器講,沒有很確切的發現。     

耐火粘土矿床几种综合图纸的作法

一、勘探工程位置矿層質量厚度比較及採样平面圖:这一种圖紙是利用勘探工程分佈圖(1:2000,不繪地形等高綫,並將矿層露头部分表示在圖上)为底圖而編制的。其作法是在每一鑽孔位置画一小圓,圓內分为若干扇形,代表这一工程內曾經採取的不同性質的試样。如为槽探或井探則用方塊內划分小菱形表示,並將各槽探、坑探及鑽探工程中試样偏号、矿層厚度、品位分別制成小柱狀圖繪于其旁(如圖1)。从这張圖上可以反映出:①每个工程位置的矿層厚度、品级;②全区矿層質量的变化情况;③各品級矿     

区域地質測量和普查檢查的关系及其基本要求

在普查找矿工作中,正确的选择普查工作方法,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工作,对于迅速解决后备勘探基地問題,具有重要的意义。“地質与勘探”曾先后发表了刘楓同志「区域地質普查——找矿中的若干問題」(見第六期)及任桂荣同志「我对解决东北地区勘探基地問題的几点意見」(见第十四期)两文。刘楓同志首先肯定了「区域地質普查——找矿的基本方法是区域地質测量」这无疑是对的,但却把「找露头、組织羣众报矿檢查情报地」等工作,認为只能做为区域找矿的一些辅助方法而列于从屬的地位,这是不够恰当的。任桂荣同志虽已指出了上述論点的片面性,但却不恰当的認为「在矿化点密集的地方,提了的任务已不是做1/10万地質測量找矿問題,而是对有矿地点如何作出評价」。这就过分的强調了普查檢查工作的作     

加强技术管理保証了坑道工程質量

东北分局103队一年多以来,由於領导和全体工人对坑道質量的重視,在所完成的坑道中,一貫地保持了較好的規格、質量,基本上消灭了开帮、拉底、挑頂等不良现象。在施工过程中他們的作法是:加强施工管理;紧密配合;互相监督。如区長在下达指令时,不仅提出当班完成若干任务,而且还提出保証坑道規格質量的要求。如發現規格不合,即責成岩工修整,避免一错再错。爆破     

關於用数學分析方法確定金屬礦床勘探類型的作用問題

“地質與勘探”第五期發表了黎彤同志「关于用量的概念來理解金属矿床勘探類型的问题」一文,在該文中强調了確定礦床勘探類型的主要標誌為矿床的規模大小,形狀的複雜或穩定程度、矿化的连续性、金屬組份分佈的均匀程度,還着重强調用數學分析方法的一些數據作為划分類型的「尺度」,作者并根據     

關於КАМ-500型和КА-2M-300型鑽機自動給進操作問題的研究

在這次地質局所召開的科學技術研究會議上,聽到朱局長关於地質勘探工作如何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報告和到會人員的熱烈討論後,給了我很大的啓示和鼓舞,從而引起了對技術研究的興趣。但因自己水平很低,想不出什麼新的東西来,只能根據實際經驗中的一些體會,想提出把現用的KAM—500型和KA—2M—300型鑽機如何使其纘進操作自動化的問題與大家研究。目的我們廣泛使用的KAM—500型和KA—2M—300型鑽機,幾年以前,在我們中國还是最新式的鑽機。近來由於有更新式的油壓鑽機出現,原來的KAM—500型和KA—2M—300型鑽機,也就比較落     

对五台山滹沱系的看法

最近在陰山山脉和遼东半島西部观察之后(1955年夏),对于中國前塞武紀地層的認識,稍有改变。現將观察的情况介紹如下。     

中國地質學會會歌

月歹帚没理摺必燕缈粼嘴嗽游……{ 口一一了丫了。埙. 龟一冲识老 王瞬‘ 擎‘ } {、拭}J、‘,瑰一教, Jt‘胡、扣 书认一1l{:{卜 卿 仁口 二怡, 哭一逛写 撬 又 卿 髯- 州_ 具一觑入拟!{}!吓}{二、二 绷)嫉入赘\、寸,矿’‘只)专、、{叫勺{龟卜-卜乙一丹粼)咨)‘阿一1七称侧马})创丫自_遗习l、吸卜l夕{;Lj一钊卜l一一缸_韧七飞乡奋一{一杯吃 ‘碱了)气目闷闷日\i{洲;月洲忆{飞、习月}1、{月习卜日口L犷{一}浦犷1阅{…」‘})洲卜{勺{」仁气断月厂\}…f赵当吸{汗(叹川闷闷 呀粼州卜l}l…}’L一}曰坦二:钊饭 ,二二,~闪八区一瑕碑{一捉入一日…     

從地質写作中的数据想到的

鏡怀同志在《漫談地质写作》一文中談到“地质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定性的成份多于定量,但是一切科学都是趋向于定量方向发展的,地质学也不例外。………”讀了之后,深有同感。在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     

ON SOME NEOLITHIC (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SINKIANG AND WEST CHINA

In the course of the past two years,when they were in the field with theThird American (1930) and the Haardt-Citroen (1931)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the authors of the present note had opportunities for making a series of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