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 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丝绸之路带上地震迁移与地势的关系

正地震迁移早已被地震界所关注和研究,而陆上丝绸之路正是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关注的热点区域。在陆上丝绸之路,大地震发生的一个奇特特点是地震迁移是从地势高的地震区向地势低的地区进行的。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迁移多是由地势高处向地势低处迁移。而在国外,如土耳其北部沿安纳托利亚断层上的地震迁移也是如此,始发震为1939年12月16日的埃津兼8级大震(图1)。图2为该地区17世纪的一次大震迁移,图中的长条形椭圆为大震的极震     

从震源模式讨论2008年汶川8级地震的回顾性预测

大地震的成因与预测是很复杂的,很难用一个模式把它们全面概括起来,所以文中用4个模式来描述。这4个模式分别是叠加模式、组合模式、立交模式和调制模式。它们在震源孕育和发震过程中各有各的功能。叠加模式是讨论孕震力源问题的,组合模式是讨论震源结构问题的,立交模式是讨论孕震断层面上的凹凸齿合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的,调制模式是讨论临发震前震源处的不稳定与外因的关系问题的。文中用以上4个模式讨论2008年汶川8级地震的回顾性预测     

考虑发震断层相互作用的地震危险性分析和讨论

现用的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是由考纳尔(C. A. Cornell,1968)和洪华生(A. Der. Kiureghian and H-S Ang,1977)创立了基本思路的^{[1] [2]},它被应用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HP-2型滑坡遥测系统

以自行研制的恒流式静态应变仪(中国专利号:88212764.0)为主机的HP-2型滑坡遥测系统,用作测值远传和分散设点集中遥测数据。本系统配接PC-1500A或IBM PC/XT计算机,可构成滑坡监测系统;它既能控制多点巡回检测、定点检测和通道号显示,亦可控制应变仪作半桥或全桥测量,又能控制采样时间等。1987—1990年运行结果表明,本遥测系统相当稳定可靠。     

强震近场地面旋转运动的讨论

在我国历史上某些大地震的记载中,曾记载到大震时的地面旋转现象。     

流场中的奇异线(点)特征与汛期广西暴雨分析

利用热带地区风矢量场和分解的uv分量(流线和等风速线)的基本型式,对1996~2002年4~9月169例影响广西的暴雨流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流场中的奇异线特征(如切变线、辐合线、等风速密集区)和奇异点特征(如低涡、气旋性拐点)等与暴雨过程和强度有较好的关系。在实际预报业务中,结合数值预报产品和卫星云图资料的使用,对提高广西暴雨过程的强度预报有较好指导作用。     

在广西造成严重天气的中尺度系统概述

利用现有的常规资料和已有科学试验提供的有关资料,摸索那些在广西造成重大天气的中尺度系统的“踪迹”,企图从某些侧面揭示这些中尺度系统的“实体”,中尺度环流系统包括地形性中尺度环流和自由大气中尺度环流系统两大类。认为可以造成广西严重天气的中尺度系统中地形性的有2种,其一是区外地形原因形成的如锋面上的中尺度拢动、西南低涡、海南岛绕流辐合等,其二是广西境内地形原因形成的如热带气旋环流内的中尺度拢动、东（兰）巴（马）凤（山）气旋性涡旋、昭平辐合等;自由大气中的中尺度系统有低空西南急流上非地转风所激发出来的重力波、边界层内的惯性重力波、中尺度对流系统等。     

初论时效烈度

地震烈度区划是把未来地震危险程度不同的地区划分出来,以供建设单位进行抗震设计时参考,这种烈度称基本烈度。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