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道测量潮汐计算与应用

研究了应用于海道测量的潮汐数值预报方法,研制了海道测量潮汐计算与应用软件系统,介绍了该系统的组成与主要功能以及有关数学模型的建立与计算方法。应用本文的方法,可解决船载水深测量和机载激光测深的水位改正问题。     

现代黄河三角洲地面沉降及其原因分析

为全面和具体地了解整个黄河三角洲的地面沉降状况,收集了现代黄河三角洲地区1956、1967、1980年1∶5万比例尺的地形图资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数字化、建立高程数据库,生成数字高程模型。通过对不同时期数字高程进行空间运算发现,1956—1980年间黄河三角洲地区地面沉降现象普遍,沉降区年平均沉降数厘米。基于数字高程空间分析结果,探讨了诱发三角洲地面沉降的自然和人为因素。     

天目山千亩田泥炭腐殖化度记录的中全新世气候变化

以14C测年为基础,构建了天目山千亩田地区泥炭沼泽剖面年龄-深度模式曲线,通过该区的腐殖化度与烧失量分析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很好的相关性,共同记录了该地区4 200 aBP以来的气候变化,可划分出3个主要阶段:早期(4 135±40~3 200 aBP)泥炭腐殖化度偏低,指示气候湿热;中期(3 200~630 aBP)泥炭腐殖化度偏高,指示气候温凉偏干;晚期(630 aBP以来),泥炭腐殖化度偏低,气候温凉湿润。     

渤海的平均余环流

利用72个渤海石油平台、站点测流资料,阐明了渤海的平均余环流特征,并用已有的数值计算结果阐明了其形成机制。观测表明在黄河三角洲近海存在一支北-东北向的流动,可抵达秦皇岛附近水域,数值计算表明该支流动主要是潮生的;在辽东湾北部存在一顺时针向的涡旋运动,在冬半年该涡旋是风生的;在渤海湾北部存在潮生的逆时针向的余环流。     

中国龙虾生长特点及促生长途径的探讨

蜕壳后新甲壳完全硬化之前是中国龙虾(Panulirus stimpsoni)个体蜕壳生长过程的延续,对中国龙虾正常快速生长具有重要意义。环境因子、营养条件对中国龙虾的蜕壳与生长具有显著影响。24-27℃是中国龙虾蜕壳生长的适温范围;盐度24-32适宜中国龙虾生长,最适生长盐度是28;在6种试验饵料中翡翠贻贝饲养中国龙虾效果最好,其次是杂虾、杂蟹、牡蛎,投喂杂鱼的中国龙虾蜕壳增长率和阶段生长率都很低;龙虾饲料中添加蜕壳素能够縮短蜕壳周期,实现蜕壳率和蜕壳增长率的同步增长。摘除眼柄也能促进中国龙虾的蜕壳与生长,电刺激等外源刺激则只能促进蜕壳,而不能加速中国龙虾的生长,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中国龙虾生长存在种内性别间的差异,同等条件下雄性个体的蜕壳增长率高于雌性个体。     

雷州半岛灯楼角珊瑚礁海区的浮游植物

雷州半岛西南岸的珊瑚礁,是唯一的中国大陆沿岸现代珊瑚礁。根据2004年8月的调查资料研究分析了雷州半岛灯楼角珊瑚礁海区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生态类群和数量分布等,以期为珊瑚礁生态系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结果显示:浮游植物共有108种(含变种和变型),其中硅藻门34属85种、甲藻门10属21种、蓝藻门1属2种,浮游植物的种数分布由近岸往远岸递增;浮游植物大致划分为近岸低盐类群、近海广布类群和外海高温高盐类群等3个生态类群;优势种有中肋骨条藻Skeletonemacostatum、菱形海线藻Thalassionemanitzschioides、奇异菱形藻Nitzschiaparadoxa等8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平均值分别为3.448和0.655,总体分布比较均匀;浮游植物细胞总量平均值为93×104cells/m3,其中硅藻类占绝对优势,浮游植物分布不均匀,密集于灯楼角南面的A断面。     

热带太平洋深海微生物的若干生理生态特征

从2001年春、秋季于热带太平洋区采集到的深海样品中共分离到110株微生物,从中挑取31株进行形态特征和对环境理化因子适应特征的研究,同时利用Biolog微生物自动鉴定系统进行菌种鉴定和碳源代谢分析.结果表明:31株微生物中2株为酵母,21株为革兰氏阳性细菌,8株为革兰氏阴性细菌,来自底质的细菌菌株阳性菌占优势,而海水、蓝藻中阴性菌居多;温度、盐度、pH适应性试验表明,严格意义上的狭适性微生物不到总数的1/3,而具有较宽生态幅的广适性微生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一方面,耐冷菌、中度嗜盐菌和抗碱菌在这些微生物中的比例很高,同时,来自蓝藻的菌株大多数在4℃下不生长,而来自上覆水和底质的菌株可在4℃生长,这些都体现了微生物对生存环境的响应.31株微生物经Biolog鉴定12株得出鉴定结果.15株革兰氏阳性细菌对95种碳源的利用能力分析表明,不同菌株可利用碳源的数目从3种到46种不等,差异很大,体现了深海微生物营养类型的极大多样性;同时,发现有8种碳源可被一半以上的受试菌株所利用,这些碳源均是微生物各类代谢途径中的重要中间代谢物.     

粤东柘林湾表层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

近岸海域是绝大数污染物的最终归宿,其中多环芳烃(PAHs)的污染目前已成为国内外环境问题的焦点之一[1~3].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河口湾、港湾、近岸海域等海洋环境中PAHs的含量、组成、分布、归趋及来源等做了大量的调查[4~15].比如,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所对珠三角水域和厦门大学对厦门港一带均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发现表层沉积物中16种优控PAHs总量在珠江口达到156~9220 ng/g,闽江口为175~817ng/g,厦门西港则在196~675 ng/g之间,证明我国东南沿海主要河口及港湾沉积物中的PAHs污染已经达到中等水平[13~15].     

多参数水质测试仪在海洋环境污染应急监测中的应用

文章以2012年新加坡籍"BARELI"轮触礁事故后的海洋环境污染应急监测为例,对多参数水质测试仪的基本情况、操作步骤、监测结果和质量保证等进行简述。多参数水质测试仪具有便携性、易于操作性、测试快捷性和数据准确性等优势,应用效果良好,适用于海洋环境监测尤其是应急监测,应促进其标准化、规范化和业务化推广使用。     

东海西南近岸海域污损生物群落特征

于2013年12月~2014年11月在东海西南近岸海域进行污损生物周年挂板试验,全年共记录污损生物10门49科69属84种,群落组成以近岸暖水种为主,为典型的亚热带内湾型群落,附着盛期为4–9月,夏季污损生物的附着强度最高。固定生活类型的悬浮物食者是该近岸海域污损生物群落的附着主体,网纹藤壶（Amphibalanus reticulatus）是最主要的优势种和代表种,其它优势种还有长鳃麦杆虫（Caprella equilibra）、中胚花筒螅（Ectopleura crocea）、太平洋侧花海葵（Anthopleura nigrescens）、今岛柄涡虫（Stylochus ijimai）、克氏无襟毛虫（Spirobranchus kraussii）、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laris）、翡翠贻贝（Perna viridis）、廉形叶钩虾（Jassa falcata）、强壮板钩虾（Stenothoe valida）、光辉圆扇蟹（Sphaerozius nitidus）和大室别藻苔虫（Biflustra grandicella）等。污损生物群落个体间因附着空间和食物竞争而存在着相互依存或互相制约的关系,又依照对环境因子的适应性而存在着一定的时空分布规律。温度是决定污损生物地理分布的最主要环境因素,物种的温度属性是不同气候带污损生物群落组成差异的本质体现,污损生物的种类数、附着期和附着量与水温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盐度、水流、光、水产养殖等自然环境或人为因素也是影响污损生物附着的重要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