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夏甸金矿床构造-热历史: 成岩-成矿年代学与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年代学综合约束

胶东是全球唯一已知前寒武纪变质地体内的晚中生代巨型金成矿系统, 其成矿机制独具特色, 属胶东型金矿床成因新类型; 深入剖析该成矿系统的形成、变化与保存过程对丰富和完善金成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夏甸超大型金矿床位于胶东招平金矿带中南段, 赋存于晚侏罗世玲珑花岗岩和早白垩世郭家岭花岗岩中, 是一典型的胶东型金矿床; 该矿床成岩-成矿时代已有精确限定, 但其精细演化过程与成矿后变化-保存尚缺乏有效约束, 是开展矿床形成与隆升剥蚀研究的理想选择。因此, 本文通过成岩-成矿年代学与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年代学综合约束该矿床的构造-热历史, 揭示其主控因素, 提高对该成矿系统的认识, 为深部找矿潜力评价提供支撑。本次获取的锆石U-Pb定年结果显示玲珑花岗岩和郭家岭花岗岩分别于151.7±2.1Ma(2σ)和125.8±1.6Ma(2σ)侵位。区域已有黑云母和白云母⁴⁰Ar/³⁹Ar年龄表明玲珑岩体侵位后缓慢冷却, 并发生韧性变形; 郭家岭花岗岩则经历了同岩浆韧性变形和快速冷却; 约于124Ma两者均冷却至350±50℃, 区域发生韧脆性变形转换。夏甸金矿床与载金矿物共生的热液绢云母⁴⁰Ar/³⁹Ar和热液独居石U-Pb年龄表明, 该区于约120Ma发生大规模脆性构造活动和金成矿作用。本文利用采自夏甸金矿床-652m中段532巷道中包括主控矿断层上、下盘经历不同变形程度的7件岩/矿石样品进行磷灰石裂变径迹(AFT)分析。除遭受异常热事件影响的主断裂上盘次级断层断层泥样品外, 其余6件样品AFT中值年龄在32.5±1.7Ma(1σ)至23.6±2.9Ma(1σ)之间, 其径迹长度平均值低于14μm(范围为12.0±0.3μm~13.8±0.3μm)、为单峰分布、并略具负偏斜特征, 表明该矿床大致在32~23Ma单调缓慢通过磷灰石裂变径迹部分退火带(125~60℃)。综合区域已有热年代学资料与上述锆石U-Pb、AFT数据, 重建了夏甸金矿床自赋矿玲珑和郭家岭花岗岩侵位以来的构造-热演化历史, 计算出自120Ma金成矿至今该矿床平均冷却和剥蚀速率分别为1.8℃/Myr和0.059km/Myr, 总剥蚀量约为7km, 对比前人对胶西北地区整体剥蚀程度与深部成矿潜力的定量评估以及目前~1.5km的钻孔最大见矿深度, 推断其深部找矿潜力良好。

     

湖北省暴雨洪涝致灾指标研究

使用气象、水文观测以及灾情调查和地理信息等资料,基于GIS暴雨洪涝淹没模型,对2016年7月19—20日汉北河流域强降水造成的洪涝淹没状况进行模拟,利用气象灾情采集系统APP以及民政、电力部门的相关灾情资料对其模拟精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拟的主要淹没区出现在汉北河流域上、中段(荆门、天门)河道附近及地势低洼地,其淹没水深多为0~2 m,随着洪水增强,低水深区间淹没范围减小,高水深区间淹没范围增大,其中荆门地区1 m以上水深淹没范围增大较快;与实况相比,模拟的灾情点位的匹配率为84%~100%,模拟水深的绝对误差为0.0~0.9 m,洪水淹没地点和水深模拟与实况基本吻合。

     

基于SWMM模拟上海市区排水及地面淹水过程

利用基于GIS的二维水动力暴雨淹没模型,在考虑排水管网抽排的基础上,模拟了武汉城区短历时6个重现期暴雨内涝过程,基于MapGIS绘制了重现期暴雨内涝图,分析了内涝特征,并用近年实际暴雨内涝点对模拟内涝区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模拟效果较好。在此基础上,对业务中常用短时预报暴雨量进行了内涝模拟。结果可用于武汉城区暴雨内涝高风险区(点)预警、内涝灾害评估及防治。技术方法可推广到其他城市应用。

     

西藏狮泉河地区高钾-钾玄质火山岩的岩石学、地球化学及锆石U-Pb年龄

报道的高钾-钾玄质火山岩位于狮泉河镇南东方向约20km处,向东延伸。高钾-钾玄质火山岩SiO2变化于60.35%~68.68%之间,属中酸性岩范畴;具有高的K2O+Na2O含量（8.8%~10.66%）,K2O/Na2O值在1.92~2.49之间,MgO含量较低,介于0.88%~3.47%之间,Al2O3含量为14.02%~14.91%,属于高钾-钾玄质系列。岩石强烈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Rb、Ba、Th、U和轻稀土元素（LREE）,高场强元素（HFSE）Nb、Ta、Ti具有明显负异常,Cr、Ni、Co相容元素含量低于或接近地壳的平均含量,结合Th/Yb-Ta/Yb、（Th×100）/Zr-（Nb×100）/Zr判别图及La-La/Yb图解,暗示岩浆源区可能为下地壳。在左左乡南东约2km处和狮泉河水泥厂北东约1km处各采集1个高钾-钾玄质火山岩样品,对其中的锆石进行LA-ICP-MS U-Pb同位素测定,得到的206Pb/238U年龄加权平均值分别为22.04±0.42Ma和22.29±0.31Ma,此年龄被解释为狮泉河一带高钾-钾玄质火山岩的喷发时代,即中新世阿启塔期。由此表明,该火山岩是印度板片向北俯冲时在狮泉河一带俯冲板片断离,岩浆发生部分熔融的产物。     

IGS事后精密星历产品不连续性分析及处理方法

IGS的事后精密钟差产品采取以天为单位的数据处理策略这导致在天与天之间的交界处卫星的钟差基准不连续 对需要进行跨天数据处理的精密单点定位用户会发生基准跳跃的卫星模糊度在交界历元处不连贯这无异于产生了一个无法修复的非整周的周跳使得滤波需要重新收敛 详细分析了30d每颗卫星跳跃的量级以及对精密单点定位用户的影响在详细阐述IGS钟差解算策略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种不连续性的原因并提出了两种应对策略 在IGS精密钟差产品中加入钟差基准跳跃信息供用户使用 将钟差基准在多天连续估计 最后给出了这两种策略的数据处理结果验证了两种方法的有效性.     

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带雅拉香波穹隆构造热事件LA-ICP-MS锆石U-Pb年龄证据

雅拉香波穹隆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带东部,出露显生宙不同时期的岩石地层,发育强烈韧性剪切变形和多期岩浆热事件,良好地记录了印度大陆俯冲导致的构造变形和岩浆热历史。对雅拉香波穹隆不同构造部位的花岗质岩石进行LA-ICP-MS锆石U-Pb同位素测年,获得4期构造岩浆事件的高精度测年数据。早期锆石年龄520.4±6.3Ma与536±12Ma指示喜马拉雅地块结晶基底泛非期岩浆侵位时代,晚期锆石年龄揭示新生代碰撞造山不同阶段构造热事件的发生时代。其中,45.6±1.2~44.16±0.88Ma反映印度大陆向北俯冲的起始时代,35.00±0.48Ma对应于始新世晚期增厚地壳深部构造热事件年龄,15.67±0.50Ma指示雅拉香波核部花岗岩侵位及穹隆的形成时代。     

甘肃白银厂铜多金属矿田折腰山矿床含铁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折腰山矿区含铁硅质岩赋存于含矿岩系与上部岩系间的沉积间断界面。含铁硅质岩矿物主要由细晶石英和赤铁矿组成,二者含量占90%以上,含少量的绢云母、钠长石、绿泥石等。该含铁硅质岩具有低的TiO2、A12O3和高的成矿元素（Fe、Cu、Pb、Zn）含量特征。Al/（Al＋Fe＋Mn）值具有热水沉积岩特征。在Fe-Mn-Al三角图解、Fe-Mn-（Cu+Co+Ni）×10三角图解和Zr-Cr图解中,该区含铁硅质岩均落在热水沉积岩区域中,含铁硅质岩的稀土元素总量很低,其北美页岩标准化配分模式为右倾曲线,具有弱的负Eu异常或正Eu异常和负Ce异常。部分样品MnO/TiO2值偏小,U/Th值偏大,Al2O3含量较高,出现负Eu异常,表明该矿区含铁硅质岩也有正常沉积硅质岩成分的加入。结合含铁硅质岩的地质产状、含矿岩系（石英角斑质凝灰岩）和含矿石英的稀土元素特征,认为含铁硅质岩的物源主要为石英角斑质凝灰岩,属于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非生物成因类型,是该铜多金属矿田重要的找矿标志。     

内蒙古赤峰地区泥盆纪晚期火山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运用LA-ICP-MS锆石U-Pb测年获得华北地块北缘内蒙古赤峰莲花山地区朝吐沟组2件流纹质熔结凝灰岩的形成时代,分别为366Ma±2Ma和364Ma±2Ma。测年结果表明,莲花山朝吐沟组火山岩形成于泥盆纪晚期,而不是早石炭世。同时,这一结果也将赤峰地区朝吐沟组的时代限定为泥盆纪晚期,而非早石炭世。莲花山泥盆纪晚期火山岩总体上以富硅、碱、铝,贫铁、镁、钙、钛及过铝质为特征,与本区晚石炭世—二叠纪钙碱性火山岩（如青凤山组或大石寨组火山岩）的特征明显不同。华北地块北缘泥盆纪晚期火山岩的形成可能与早古生代末期—晚古生代初期白乃庙岛弧和华北克拉通北缘弧—陆碰撞后的伸展环境有关。这一构造环境与华北地块北缘泥盆纪碱性岩及基性—超基性岩侵位背景相似。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浅层地下水受人为活动影响表征性指标筛选

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马鞍山地区浅层地下水中19种水化学指标数据的离散性、指标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TDS、Fe、Mn、F、NOi可作为该地区人为活动对地下水影响的表征指标.对上述五种指标的综合分析显示,马鞍山地区地下水受人为活动的影响程度可分为三个区:西北区以马鞍山主城区及郊区为代表,主城区地下水受人为活动的影响程度大,郊区地下水受人为活动的影响程度较大;东南区地下水受人为活动影响程度中等;西南区及丹阳、新市镇和薛津镇一带地下水受到人为活动影响程度小.     

近20年来福州市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遥感分析

以1986、1996和2006年三期Landsat TM影像为基本数据源,采用最大似然法分类,并以同期高分辨率的SPOT5影像进行分类后处理,最后分类后变化检测法监测了福州市1986~2006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转移模式。结果表明,福州市近20年间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乡建筑用地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耕地数量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府决策等因素是福州市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