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就医空间可达性度量和缺医地区判断——以江苏省如东县为例

潜能模型广泛应用于就医空间可达性评价,现有模型综合了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虑"医疗设施不同等级规模对居民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表明,改进的潜能模型能够更为合理地评价就医空间可达性,准确揭示居民实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结合医疗资源配置相关标准,则能有效判定缺医地区,为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以陈庄为例

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需要真正的社区参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技术改进,对村民参与主动性关注不足,更受制于村民较弱的参与能力。本文从赋权理论激发弱势群体权能的新视角出发,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结合社区心理学行为分析的“认知-情感-互动”逻辑,构建乡村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模拟参与选择、活动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三方面测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研究通过三年半共计84次跟踪调研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村民、规划团队、政府言行的全过程资料,分析得出：针对不同规划阶段社区参与的特定目的,规划采用差异化的赋权策略,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程度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尽管规划中后期的实际参与率稍低于初期模拟的参与意愿,但赋权仍维持了较高的社区参与广度,且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深度,包括村民参与动机的转变以及个体学习、集体行动等参与能力的提高。赋权的作用,通过增加村民的信息与知识、增强村民的信心和责任,进而改变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和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这一传导路径得以实现。研究深化对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的认识,并对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城市密集区空间识别及其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对接关系

城市密集区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对城市密集区进行空间划分与识别,有助于明确国家开发格局和促进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从中心城市、标准市、其他中小城市和城镇、边界识别等方面界定了中国城市密集区的识别标准,并通过基于交通可达性测算的城市密集区边界划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15个典型城市密集区和8个准城市密集区,形成“三纵两横”的城市密集区空间格局。通过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对比发现,本文提出的城市密集区划分方案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相符,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应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参照规划设定的定位和目标,选择适合的路径和方向。     

大都市现代服务业空间组织机理研究——以南京为例

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社会,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参照。20世纪中期以来,纽约、伦敦、东京、芝加哥等国际发达城市随着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现代服务业已发展成为其经济主体,大大提高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目前,国内外对现代服务业空间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研究较多,但是鉴于中西方发展模式性差异,尚需结合我国大都市发展的现实,对现代服务业空间组织模式和布局机制作更深入研究。本文对国内外现代服务业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将现代服务业空间组织机理归纳总结为自组织创新网络、市场和制度双驱动、人文和社会因素介入等,然后以南京为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深入分析其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并对上述机理进行了验证,以期为相关产业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认为,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和动力机制研究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合作园区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合作园区作为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手段,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园区逐渐成为跨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基于飞地经济理论、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增长联盟与跨界区域理论等,从园区合作主体、管理体制、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合作园区的类型、合作动力、合作效应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为：1）合作园区类型多样,按照参与主体、合作治理形式、园区产业功能进行了划分,形成层次递进的分类体系;2）合作动力包括政府驱动、市场因素驱动、社会因素驱动、利益分享驱动等方面,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利益分享是合作园区发展的原动力,利益协调是影响合作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合作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布局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进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等。但相关研究存在对部分合作园区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合作动力缺乏量化支撑与耦合关系研究、合作效应研究滞后且缺少科学客观的系统评价体系等问题。未来合作园区研究可开展集合作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于一体的合作模式的系统综合研究;针对合作园区所映射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可以创新探索跨区域合作治理驱动机制等深层次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层面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评估,可依托合作园区案例进行深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断头路联通障碍及治理路径研究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     

中国企业本土并购双方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借鉴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重点分析省区空间尺度上中国本土并购双方企业的地理格局,从企业地域“根植性”视角探讨并购双方区位选择与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共同集聚特征,总体形成了与中国沿江沿海“T”形区域发展格局、“核心-边缘”城镇等级体系相似的地理格局;② 并购双方企业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区域,虽然2010年代以来中西部省区企业参与并购投资事件有所增长,但省区间差异逐渐固化,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地区更多以买方角色主导企业跨区域并购,而中西部及资源型区域企业则多以并购标的角色为主;③ 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较为相似,并购双方更偏好集聚于证劵和金融市场繁荣、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经济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     

混凝土重力坝整体动力特性研究

结合金安桥混凝土重力坝工程的抗震性能研究,对大坝按整体模型和分缝模型分别进行了动力试验。试验中考虑了横缝和动水压力的影响,得到了整个坝体空库、满库时的空间动力特性。并对大坝进行了三维有限元动力分析,与模型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两者符合得较好。     

长江三角洲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与态势的判断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当下,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等背景及资源环境瓶颈压力趋大等因素交互影响,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特征和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化发展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更是与人口、资源、经济要素的流动及变化息息相关。因此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从人口流动、用地变化、经济增长等要素演化及其互动协调关系入手,进而对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的步调、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走势、城乡关系中的乡村衰退与复兴趋势、城镇化发展的粗放与集约等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基于区际联系的“泛长三角”范围判定

长三角泛化已是区域发展的总体趋势,但长三角泛化至何范围则是区域一体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对于“泛长三角”范围的界定,目前众多学者说法不一。客观上,区域间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要素流动频繁、优势互补等是进行“泛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的关键因素。因此区域范围界定应由区际间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联系指标所决定。鉴于此,文章在分析“泛长三角”概念内涵及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对各省与长三角之间的各种联系指标做出了比较,同时对周边省份与长三角之间联系的发展趋势,以及部分省区与其它范围的核心区如珠三角区域、京津冀区域之间的联系作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力模型,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与周围省区的联系强度做初步的定量比较。针对综合分析结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及在长三角及周边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上提出“泛长三角”适度发展范围,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