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高压弹性波衰减的研究综述

阐述了弹性波衰减的研究成果 ,简单介绍了频谱振幅比法和干涉测量技术的弹性波测量方法 ,并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描述了引起弹性波衰减的原因 ,主要包括岩石颗粒边界的接触方式、岩石裂隙之间的流体和高温对弹性波衰减的影响。弹性波衰减的研究对于解释岩石的物理性质和地球内部的结构具有重要的地球物理意义。     

曲线回归模型的概率预报方法研究

统计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多为一种不确定的函数关系，不能期望自变量的数值相同，因变量的数值必然相同。如稻谷产量与生育期总积温这两个变量就存在着不完全确定的关系，即生育期总积温相同，在不同的年分里，既使在同一块田里，稻谷的产量也往往不同。     

东格陵兰边缘——ODP第152航次科研工作报告

东格陵兰边缘──ＯＤＰ第１５２航次科研工作报告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ａｒｓｅｎ等ＯＤＰ第１５２航次的主要任务是采取格陵兰东南部大陆边缘和相邻伊尔明厄海盆向海倾斜反射层序列（ＳＤＲＳ）的玄武岩样品，该航次的目的是在ＳＤＲＳ尖灭上的一个站位和该序列...     

渤海湾海河口区的有机污染及其防治途径

海河口位于渤海湾西端，天津市东侧，是仅次于黄河口的渤海第二大河口。渤海湾是一个半封闭性的内湾，水质肥沃，资源丰富，是我国黄海、渤海许多经济鱼、虾类良好的产卵、索饵和育肥场所，在渔业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古就有“渔盐之利，舟辑之便”的海河口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天津市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近20年来，随着天津市工农业的发展和经济开发的加强，以及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密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海河口区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入海径流锐减，水域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渔业资源受到了威胁。为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与其他单位组成协作组，于1978-1981年对渤海湾的污染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调查，结果表明：污染的主要区域是河口近岸区，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氮、磷和石油等。(本集邹景忠、张景镛?文)当时由于受调查范围和项目的限制，对河口区的有机污染研究甚少。为进一步查明海河口区有机污染的状况、规律及其影响，研究河口的物理自净，探索污染防治措施，我们又于1983-1985年，从陆、海区域水环境的综合研究出发，运用环境地球化学和污染生态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对面积814 km2 的海河口区进行了多学科的专题调查和室内模拟实验研究。 调查范围是118°E以西，38°35’N以北，水深l0m以浅的外河口(包括大沽口、北塘口及其口外近岸水域)和受潮汐影响的内河口(包括永定新河河口段和大沽排污口)，共29个测站(图1)。调查时间为1984年5月(枯水期)、8月(丰水期)、10月(平水期)三个代表月份。8月还在B, D, 8, 17 和20号站进行周日连续观测。调查项目如下： 水文、气象、物理部分：水深、水温、水色、透明度、盐度、海流、风速、风向。 水质部分：溶解氧(DO)、化学耗氧量(COD)、五日生化耗氧量(BOD5)、总氮(TN)、氨氮(NH4-N)、亚硝酸氮( NO2-N)、硝酸氮(NO3-N )、无机氮(TIN)、有机氮(TON)、总磷(TP)、无机磷(TIP)、有机磷(TOP)、阴离子表面活性剂(AS)、悬浮体。 底质部分：有机碳(TOC)、有机氮(TON)、硫化物(S)、腐殖酸(HA)、烧失量(IL)、AS。 生物部分：大肠菌群(CB)、陆源异养菌(THB)、海洋异养菌(MHB)、叶绿素a、浮游动、植物。另外，还进行了天津南、北排污河污水对鱼、虾的急性致毒和鱼虾的回避实验。 本调查是国内首次对河口区有机污染进行综合的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数据和样品，经过资料处理、分析和研究，查明了目前海河口区的有机污染水平；探讨了有机污染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和迁移、转化规律；阐明了有机污染对河口生物(微生物、浮游生物、经济鱼虾)的影响状况；计算了海河口和渤海湾的三维潮流场，建立了COD的三维扩散数值模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污染防治对策和建议。其中，对某些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和河口生态现象所提出的一些新见解，以及调查中所建立的综合研究方法、有机污染评价方法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分析方法等等，对当前和今后更深入地研究有机污染规律及防治措施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两部分。本调查报告，着重讨论海河口区水环境特征，海河口区有机污染的评价和海河口区有机污染的防治途径等三项内容。     

中太平洋海盆北部锰结核资源评价

中太平洋海盆北部锰结核资源评价ＰｒａｍｕａｎＫｏｈｐｉｎａ等洋底锰结核被看作是未来有经济价值金属的潜在资源，尽管对于商业性开采一些技术、经济和环境问题还有待解决。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３年，日本地质调查所（ＧＳＪ）在进行锰结核矿床的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期...     

南黄海北部石油污染来源的鉴别

石油污染来源的鉴别主要是借助于石油的性质及其组成的特点，以其固有成分进行直接的比较(passive tagging)，或是以其包含的一些可鉴别标记物进行鉴别(active tagging)。石油的特性和化学分析在石油工业中早已做过详细的研究。但是，石油工业以及海上石油运输漏泄在海洋环境中的石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诸如溶解、蒸发、阳光曝晒、氧化以及生物降解作用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石油成份的改变。常规的物性测定与石油成份的分析,作为对环境样品的鉴别(fingerprint)就不起作用了。因此，石油污染来源的鉴别应当依据那些既是石油所具有的特性，而在环境诸因素的影响下又不易改变的参数。如石油的残留部分的气液色谱图，镍、钒的含量及其比值，碳、硫同位素含量及其比值的对比等，均可作为石抽污染来源鉴别的参数。 E.R.Adlard研究了石油的正构烷烃气液色谱的FID(氢火焰离子鉴定器)色谱图和FPD(火焰光度鉴定器)有机硫色谱图，用于石油污染来源的鉴别。M. E. Garze应用气液色谱FID，FPD 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环境油样，直接比较其色谱图，并对比其典型的相应峰强度比值以鉴别环境的污染油样。最近，Alanp Bentz对环境中溢油的鉴别及使用的各种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并对石油在环境中的风化影响，萤光光谱在石油天然萤光成份分析中的应用，以及气液色谱、薄层色谱、红外光谱、质谱等分析手段应用于石油污染来源鉴别，亦作了论述。 对于用来鉴别海洋环境中溢袖来源的各项参数，实际上不可能认为其中某一个参数优越于另一个参数，而必须进行多参数的综合分析对比。本文只是对取自调查区的海上溢油及一些岸边污染抽样和取自可疑来源区油田的原抽样品进行气液色谱分析，对样品中的正构烷烃、有机硫化合物的色谱图作了对比，绘制了正构烷烃碳数分布曲线，并以(C21+C22)/(C28+C29)的比值作为鉴别南黄海北部石油污染来源的参数。     

大别-郯庐-苏鲁造山带复合旋转拼贴作用

郯庐断裂带的成生演化与含超高压变质带(UHP)的大别及苏鲁造山带存在较密切的时空关系。郯庐断裂带所在的构造位置应是晚二叠世华北与扬子地块碰撞时的根带。UHP岩石的折返过程可能发生于华北、扬子地块的大角度旋转、拼合过程中。在华北与扬子地块的造山后期或者造山期后的构造变形中所记录的构造形迹经晚中生代以来的中国东部构造变形叠加而逐渐呈现复杂的构造组合,所谓“郯庐断裂带”的走滑平移即其中的一种运动方式。华北与扬子地块碰撞造山作用与陆内变形最终造就了大别—郯庐—苏鲁复合造山带。     

花岗岩构造环境问题:关于花岗岩研究的思考之三

花岗岩与大地构造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花岗岩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人认为,利用地球化学标志可以判别花岗岩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勿庸置疑,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方法是仿效玄武岩提出来的.因此,本文从回顾玄武岩构造环境判别开始.详细剖析了Pearce et al.(1984b)和Barbalin(1999)关于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的研究成果,指出了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花岗岩地球化学性质主要反映的是花岗岩源区的性质和构造环境,而非花岗岩形成时的构造环境.本文按照全球花岗岩的分布将花岗岩分为产于大洋及其边缘(海岸)的、产于板块边缘和陆内与碰撞有关的和产于陆块内部的三类花岗岩.(1)产于大洋及其边缘(海岸)的花岗岩源于洋壳类型的玄武岩(MORB、IAT、OIB等),花岗岩具明显的地幔印记εNd(t)同位素比值高,Sr同位素比值低),大体可以用现有的判别图判别其形成的构造环境.(2)与碰撞作用有关的花岗岩大多分布在陆块边缘,同碰撞和后碰撞指的是构造(变形)事件,与板块构造环境(洋脊、岛弧、洋岛、裂谷等)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区分同碰撞和碰撞后花岗岩不能单靠花岗岩的地球化学标志,也不能单靠花岗岩构造判别图,而应当从岩石组合和岩石性质两方面入手:碰撞有利于形成埃达克岩和(具低Sr低Yb特征的)淡色花岗岩;碰撞后的伸展背景有利于形成非常低Sr高Yb的A型花岗岩.(3)产于陆块内部的花岗岩其形成主要与地幔来源的热有关,花岗岩的地球化学性质主要决定于源岩及形成时的深度,与地表浅层构造作用和事件无关.研究表明,地球上只有大约10%的花岗岩可以探讨其形成的构造环境,20%左右的花岗岩需要研究它们与构造事件的关系(同碰撞或后碰撞),而约70%的产于陆壳上的花岗岩,既无从考虑其形成的构造环境,也无需研究其与构造事件的关系.因此,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文中指出,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方法既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和概念上的混淆,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需要重新思考.     

北美东部下方岩石层一软流层边界的清晰成像

板块构造理论关键在于相对坚硬的岩石层在松软的软流层上方运动的概念，但是目前人们对岩石层与软流层边界的性质还知之甚少。在这一边界中地震波速的梯度变化主要反映了造成这两层岩石强度不同的物理和化学特性。比如，如果岩石层仅仅是热边界层，由于其较低温度而比较坚硬，那么地幔对流模型（King et al，2000；Zaranek et al，2004）揭示在其底部的波速梯度可能持续数十千米。相反，如果软流层由于内部挥发物富集（Hirth and Kohlstedt，1996；Gaherty et al，1999；Karato and Jung，1998；Hirth et al，2000）或存在部分熔融（Anderson，1989）而变弱，那么岩石层与软流层之间的边界带可能会出现在小得多的深度范围。这里，我们用北美东部地区地震转换波对岩石层底部（或小于90～110km深度）非常急剧的地震波速梯度进行了成像——S波的速度在11km深度范围内下降了3％～11％。这样巨大、急剧的边界带不能仅仅用热梯度来解释，但可以用软流层内包含百分之几的部分熔融体（Anderson，1989）或比岩石层有更富集挥发物（Hirth and Kohlstedt，1996；Gaherty et al，1999；Karato and Jung，1998；Hirth et al，2000）来解释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