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锦屏地区新元古代下江群地球化学特征及构造环境研究

对贵州锦屏新元古代下江群地层剖面常量元素及稀土元素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该区下江群地层常量元素具有中等Si O2含量,介于57.54%~88.91%之间,平均68.32%,较低的Ca O含量(一般1%),较高的K2O/Na2O,Al2O3/Ti O2比值及较低的TFe2O3+Mg O含量。稀土总量ΣREE介于46.5×10-6~306.3×10-6之间,平均值为152.5×10-6,ΣLREE/ΣHREE为8.73~21.6,平均12.96,表明轻稀土相对富集,重稀土相对亏损;下江群各组段δEu在0.7~0.8之间,为弱负异常。稀土配分模式总体为右倾,而轻稀土分馏中等,重稀土分馏较低,表现在稀土配分曲线为轻稀土斜率较大,重稀土趋于平坦。通过各组段地球化学特征参数与参数投点可得:番召组与清水江组、平略组与隆里组具有相似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其构造环境相似且呈过渡变化,初步认为番召组与清水江组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的弧后盆地沉积,而平略组与隆里组为大陆边缘的边缘海沉积。     

基于生物可利用性与宽浓度范围的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的创建——以小秦岭金矿区农田土壤为例

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是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的一种常用方法,研究与实践证明其有效性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忽略了土壤重金属不同形态之间潜在生态风险的差异,且只重视重金属含量高于参考值时的生态风险,而对低于参考值时的情况没有给予考虑,以致特定情况下的评价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生态风险,因而有必要创建适用性更广的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为此,基于全过程控制优化的思想,引入了生物可利用性毒性系数,并将修正浓度与参考值差值引入计算公式,创建了基于生物可利用性与宽浓度范围的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实现了对重金属不同形态风险贡献的差异及重金属浓度低于参考值情况下潜在生态风险的准确把握。以小秦岭金矿区为典型区域,辅以对采集土样重金属总量及5种形态含量的分析,开展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生物可利用性与宽浓度范围的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能客观地揭示土壤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是一种有效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小区域内用大地高差代替正常高差探究

大地高和正常高都是高程系统,两者由于参考基准的不同,在实际测绘工作中,正常高往往比大地高更为实用,但是有时候人们往往只想知道某两点之间的高差是多少,而并不关心其高程是多少。本文探讨了在小区域范围内,用大地高高差代替正常高高差的可行性,提高了大地高的使用价值。     

多核并行环境中矢量数据格式的转换算法

针对目前对VCT格式转换的并行算法研究较少的现状,该文以VCT向shapefile格式转换为例,探索多核并行环境中进行VCT格式向其他矢量数据格式快速转换的方法:在深入探索VCT与shapefile格式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索引、数据解析转换,完成由VCT向shapefile格式的转换;并设计出一种顾及负载均衡的数据划分方法,通过评估不同类型图层的复杂度实现不同类型矢量数据的均衡划分,实现了VCT向shapefile格式转换的并行算法。最后利用某地土地利用VCT文件进行算法测试,结果表明该算法转换结果正确,取得了良好的加速比,并基本达到负载均衡。     

基于3S技术的土地利用信息动态变更调查新机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新形势下的土地变更调查任务不断增加,要求不断提高,手段不断强化,时间紧、任务重是当前土地变更调查面临的重大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动态变更的技术流程,通过深入研究土地规划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地籍管理、耕地保护、执法监察等业务及相关关系,围绕"及时发现、快速调查、持续更新、如实上报、共享应用"5个方面的问题,以3S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为支撑,提出以二调成果为基础,从土地管理业务内部及时发现变化,以发现驱动土地利用信息日常性持续动态变更的新思路。以成都市为例,开展基于3S技术的土地利用信息动态变更调查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实现了土地利用信息的"一图多用",并对变更结果进行了分析。     

中国城市尺度科学知识网络与技术知识网络结构的时空复杂性

知识在产业集聚、区域创新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城市知识储量及其在区域知识网络中的地位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学术论文合作与专利合作是知识溢出的体现形式,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度量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以2000-2009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合著论文和共同申请专利的信息为原始数据,分别构建中国城市间科学知识网络(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SKN)与技术知识网络(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TKN)。运用复杂网络与地学空间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择优链接性、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空间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知识溢出的时空复杂性。研究表明:1 SKN和TKN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SKN节点度数的异质性高于TKN。2两种网络均呈异配性,即城市选择合作对象存在明显择优链接性,知识溢出具有粘着性和空间依赖性。3 SKN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布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特点;TKN中心城市层级结构不明显,尚未形成明显极化中心。4 S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的合作空间,由最初的沿海省会城市间的合作转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间和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间的合作,区域间知识溢出明显;T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仍多分布于沿海城市和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区域间知识溢出不明显。5 S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存在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的现象,符合时空梯度推移规律,且空间等级梯度逐渐向扁平化转变;T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以等级扩散为主,时空梯度推移现象不明显。研究结论为量化知识溢出及知识溢出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过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城市创新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DEA和Malmquist的中国城市代谢效率研究

运用物质流、数据包络分析(DEA)及Malmquist指数对中国31个案例城市进行了城市代谢效率的研究。通过将城市代谢系统社会经济产出、环境非期望产出及水、电、化石能源、金属矿物、建筑材料、食物等投入部分纳入进DEA和Malmquist指数中,测得了案例城市的2000年、2010年代谢效率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市代谢系统效率总体相对较高,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大城市的代谢综合效率高于巨型、超大和特大城市。2000~2010年,城市代谢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等所有效率指标的均值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却呈改善趋势,并且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率高于巨型城市。     

基于改进城市引力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引力格局划分研究

科学合理地划分城市经济联系是完善城市圈功能布局、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通过引入相对引力常量、改进城市引力模型,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探讨城市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结果如下:1改进的引力模型能客观反映城市间不相等的相对引力现状;2武汉城市圈呈现出经济辐射型、经济依赖型、经济复合型3类城市经济联系结构,武汉市是城市圈内唯一的强经济辐射型城市;3根据城市经济联系结构,将武汉城市圈引力格局划分为以孝感—武汉—咸宁为中心,黄石—鄂州—黄冈和仙桃—天门—潜江为两翼的城市组团。     

基于ICESat/GLAS高度计数据的SRTM数据精度评估——以青藏高原地区为例

为全面了解航天飞机雷达测图计划(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SRTM)高程数据的精度及误差特征,利用精度更高的ICESat/GLAS激光高度计数据(简称ICESat高度计数据)为参照数据,以具有多种地貌类型的中国青藏高原地区为实验区,采用双线性插值算法分析了SRTM在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的高程精度,以及SRTM高程数据与地形因子(坡度和坡向)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在青藏高原地区,ICESat高度计数据与相对应的SRTM高程数据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99 8;SRTM的系统误差为2.36±16.48 m,中误差(RMSE)为16.65 m;当坡度低于25°时,SRTM高程数据精度随坡度增大而显著降低。此外,相对于ICESat高度计数据,SRTM在青藏高原地区N,NW和NE方向的测量值偏高,在S,SE和SW方向的测量值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