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物流园区类型及运营模式——以深圳市为例

物流园区作为城市物流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发展对城市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物流园区相关研究主要以园区未来规划为主,缺少对发展成熟物流园区的案例研究。鉴于此,文章以物流园区发展较早的深圳市9大物流园区为案例,将其划分为货运枢纽型、城市配送型和综合功能型物流园区3种类型,并总结其在选址、用地规模、业务类型方面的特征;根据政府参与管理程度,将其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半政府主导型3种运营模式,并认为城市物流园区运营模式与园区类型具有密切关系。文章从物流园区的依附设施、用地规模、投资规模3方面分析了其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安全感地图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1)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2)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3)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4)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     

基于移动监测的城市PM2.5污染时空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区为例

采用便携式空气污染监测设备对广州市环城高速内的中心城区PM_2.5污染情况进行移动监测,获取225.7万条频率为1 Hz的PM_2.5监测数据,基于此对研究区进行10 m×10 m高时空分辨率的PM_2.5污染模拟,并分析移动采集的可靠性及城市中心区PM_2.5污染时空模式。结果显示：天气状况稳定条件下移动监测的城市PM_2.5数据在时间维度与固定监测站点数据呈现较显著相关性（R ²为0.72~0.86）;广州市中心城区的PM_2.5污染时空分布在短时间内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时间上,干、湿季的平均逐时极差分别为27和11 μg/m3,质量浓度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的时段与当天的背景质量浓度值有关;空间上,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工业园和大型商贸市场附近PM_2.5污染风险高,公园绿地、高校、高级住宅区等风险相对较低,且呈干季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湿季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企业银行商务活动视角下的城市CBD集聚机制——以广州市某企业银行为例

以广州天河北CBD某企业银行为例,通过收集其客户资料和短期贷款业务信息,结合深度访谈,分析该企业银行的基本情况、与客户的商务活动强度及其商务活动空间形态,并从银行业的空间行为机制等微观角度解释其成因,探讨商务产业的空间形态与微观行为机制对CBD发展演变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宏观层面,银行客户和业务联系的分布总体上存在一定的空间递减规律,但也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聚集经济区位以及银行自身的业务定位和市场开拓等的影响;在微观层面,银行业的商务活动在CBD内部高度集聚,其成因除了受以往分析的聚集经济作用外,还与银行业的业务模式密切相关。将银行业业务模式划分为与客户的商务活动联系模式和与辅助性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活动联系模式两大类,前者的一对多业务模式和后者的客户媒介模式是促成CBD中以银行业为首的商务集聚的主要内在机制之一。具体而言,面对面业务的需求是CBD商务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多机构或多部门的协作要求,形成协作网络是产业集聚的另一重要原因,银行在CBD商务集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城市更新之研究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再开发过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中的城市更新具有不同的动因机制、开发模式、权力关系,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环境、社会效应。追溯近年来英文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有关＂urban regeneration＂的研究及中国近30年来城市更新相关文献,总结地理学视角对城市更新的研究范围、研究领域及研究特点,论述与城市更新相关的理论,阐述城市更新的形成机制,分析各地区在不同阶段采用的更新政策,更新模式,更新手段和方法,以及更新参与主体和更新后的效果,对比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内容及特点。从城市更新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城市更新中微观个体的行为研究,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综合城市更新研究等3个方面,总结对未来中国城市更新发展的可借鉴性启示。     

医学地理学发展趋势及当前热点

本文从医学地理学两个主要分支——生态医学地理和保健地理领域入手,系统总结医学地理学研究内容与进展,并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结合软件平台建立医学地理学的文献数据库,对高引用文献、高频词汇、作者国别和所属机构进行排名和识别。结果发现,医学地理学从关注“疾病”拓展到与“健康”相关的地理问题,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全球、国家、地方到社区再到建筑内部向更广泛和更细致发展,研究手段进一步丰富,更多空间分析技术和方法被应用。研究内容热点包括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对健康的影响,保健服务的空间关系、人们的保健行为对健康的影响,邻里环境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卫生与健康公平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问题。医学地理研究的学者来自医学和公共卫生相关研究机构的最多,其次是地理研究机构。大量的医学地理研究主要来自于美洲、欧洲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巴西等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本文认为医学地理学未来将向更广泛层面的福祉研究发展,研究的空间尺度将一步深化和细化,并加大对网络医疗等虚拟空间的深入研究,学科融合更广泛。     

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

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健康行为,往往会延续至成年时期,同时,相比于成年人,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对其大脑的危害更大,更易导致成瘾。中学生是青少年的主要群体,研究其药物滥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制,有助于实施干预措施,减少其健康风险。以往文献对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对学校周边的建成环境以及地域差异引起个体健康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关注不足。以随机抽取的广东省124所初级中学为研究对象,并基于2010年各区县的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划分抽样学校所在区县的社会区类型,分析位于不同社会区的中学生药物滥用情况,而后运用多元逐步回归模型,探究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不同社会区的中学生药物滥用行为发生率存在差异,年轻化的外来人口集聚地区中学生药物滥用发生率最高,其次为人口老龄化地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本地商业从业人员集聚地区最低。在年轻化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区中,课外到网吧、游戏厅、台球室活动学生的高比例与学校1000 m范围内的网吧、游艺室的高密度等外部环境容易导致学校中学生药物滥用的高发;在人口老龄化地区中,道路交叉口的高密度等建成环境表征了良好的社会监督,有助于降低学生滥用药物的风险;在本地商业从业人员聚集地区中,融洽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制约中学生滥用药物,同时零花钱越高,中学生购买药物的机会越大,因而越容易发生药物滥用行为。     

多源在线地理编码服务分类优化模型

利用在线地理编码API解决海量中文地址快速编码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简单的规则对编码结果进行清洗、标记,最后通过基于系统聚类与随机森林的分类优化模型,将多平台编码结果分类处理、优化。利用广州市盗窃案件地址对模型进行训练与验证,结果表明：相比未处理的编码结果,经模型优化过的编码结果整体位置误差距离减小。高德的地理编码服务有着最好的编码质量,但训练样本的高德编码误差均值仍高达590.43 m,经模型优化后,样本的编码误差均值降至173.73 m,验证样本编码误差均值由554.88 m（高德）降至180.04 m,降低了67.49%,高德90.08%的异常编码结果被清洗优化。对于训练样本与验证样本,模型优化效果相似;对于地址类型不同的案件、位于市区与市郊的案件,模型优化效果相似,说明模型具有一定普适性。该模型能够方便快捷地将海量社会经济信息转化为空间数据,提高编码精度,为地理大数据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数据支持。     

广州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家外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

以2013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休闲活动频次及时长、休闲活动的时间集聚、距离分布、时空分布密度和时空集聚特征等方面分析不同阶层居民休闲活动特征。研究发现:居民工作日家外活动以生存型为主,休息日以休闲型为主,高阶层居民比低阶层居民在工作日休闲活动时间长,休息日活动频次高;居民在工作日的休闲活动受生存型活动时空约束明显,各阶层在休息日的休闲活动持续时间明显增长,主要集聚于近距离;居民休闲活动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工作日早晚活动空间变化大于休息日;低阶层居民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白天收缩,中高阶层以上居民工作日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休息日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