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流动人口的代际就业结构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珠三角六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划分流动人口就业类型,从职业布局和多样化指数的角度比较了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代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珠三角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不高,就业结构在代际间分异明显。新生代在技术型就业和公司文员型就业上表现出优势,中生代在各行业就业相对均衡,老一代多被束缚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础型部门;就业多样化水平随代际的升高而下降。2）代际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式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因子为受教育程度、月薪水平和性别;外出务工时间正向影响新生代服务型和管理型就业,工作环境稳定的职业对已婚新生代更具吸引力,中生代对户籍和工作保障因子更为敏感。政府可从代际就业特征出发,为流动人口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针对就业市场中女性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弱势地位,为其提供就业引导,创造健康的就业环境,提高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     

基于地形图与GIS的矿区地表三维快速可视化技术

地形三维可视化技术是当今GIS应用的热点,地形三维可视化可有利于提高地表地形的认知、分析、管理和工程实施等。本文基于日常工作中常用的纸质或CAD矿山地形图,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技术,通过数据转换、等高线修复及高程赋值,生成地表不规则三角网,然后结合纠正后的矿区影像可实现地形图的快速三维显示。     

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与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成果分配、资源环境、民生福利7个维度刻画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从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两个维度刻画经济增长数量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协调水平上,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协调度较低,且呈下降趋势;② 协调度空间格局上,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增长速度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且保持相对稳定,但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规模的协调度空间格局差异较大;③ 协调类型上,“数量滞后”型呈零星分布,“规模滞后”型向中西部集聚,“速度滞后”型向东北拓展,“质量滞后”型表现出多样性特征;④ 经济增长质量与规模、速度的协调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特征;⑤ 相互协调机理分析发现,民生福利、经济发展潜力、人均GDP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⑥ 针对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群应分别采取相应举措以助力中国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

在厘清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关系机理基础上,构建了服务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1987~2015年珠三角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演变上,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两者协调度不断增强,2008年开始进入协调期。② 空间演变上,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呈现以珠江口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圈层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差异较大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③ 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空间协调关系演变总体可分为均衡发展、惯性发展、反转发展3种模式,由1987年的4种失调类型演变为2015年初级协调等4种类型。④ 从加强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潜力、加快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缩小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差异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向更高级别方向发展。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整个研究进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研究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形成原因,以及中产阶级聚居区等;20世纪60-80年代,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化与内城居住选择以及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再界定、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的再讨论、创新阶层、中产社区与社会空间公平、消费行为、政治作用与环保意识等方面。本文结合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概况,参照西方相关研究,建议今后应重点关注社会转型下中产阶级形成机制、阶层特征、中产阶级聚居区以及中产阶层化等方面。     

广东省市际金融排斥度综合评价及空间格局演变

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3个维度构建了省域尺度金融排斥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对广东省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市际单元的金融排斥度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Arc GIS的空间分析模块,对广东省市际金融排斥度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广东省金融排斥度的市际差异大且相对稳定,珠三角的金融排斥度远远低于外围区;2市际金融排斥度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珠三角与外围区的金融排斥度空间差异显著,且演变格局基本保持稳定态势;3广东省金融排斥度区域差异格局演化受金融供给主体的战略选择、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政府经济行为的诱导、社会文化与制度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     

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Python程序抓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2010-2015年土地供应结果公告,采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解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该期间供地规模总体经历了先增后减,县域供地规模空间集聚度、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总体在扩散;② 受“西部大开发战略”“援疆”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向西移动明显;③ 土地供应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县域所在的城市行政等级与供地规模密切关联;④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总规模变化和平均供地结构存在差异,高等级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较大;⑤ 公共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口规模增长率和人均GDP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差异明显,投资建设对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均有较强推动作用。     

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演化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本文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对2011—2021年中国20个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从总体发展水平看,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从城市群空间组织格局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国家级>区域性>地区性”城市群逐级递减态势;从群内差异看,国家级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地区性城市群差异最小。(2)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类型以HH、LL型为主,且空间分布与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相似性。(3)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显著,且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空间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国家级城市群的效应高于其他城市群。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需因“群”施策,应针对不同层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以助力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排斥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分别测算了2004年和2012年中国金融排斥指数;运用分层聚类法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度划分为四个大类和六个亚类,并结合ArcGIS对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可将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划分为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四大类型;② 总体特征上,中国金融排斥程度高、地区差异大,形成东部地区明显低于中西部的空间格局;③ 通过两个时间断面比较发现,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平均水平略有增加,但总体稳定;④ 金融排斥四维度的省际空间差异大,且对金融排斥总体水平影响程度不一;⑤ 中国金融排斥度省际差异受城市化水平、地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政府经济行为、教育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⑥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政府管制、发展微观金融是降低金融排斥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