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空间分布

从分行业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征及其在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高级别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但是所占比重较小。空间分布上,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集中在特大城市。由于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分布特征重组了城市等级结构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不均衡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小城市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时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免造成用地和资金的浪费。     

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特征及其发展演变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特征与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基于武汉市2003和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量数据和地理数据,对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总体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GIS和Crimestat技术手段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武汉市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还处于中低水平的空间集聚,集聚中心和次级中心并存,主要为武汉市独特的城市形态和政府调控及城市规划影响所致;演变过程中集聚的同时有分散,并且有追随城市边缘地区工业园区发展的趋势。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学原理和方法,利用Open Goeda分析工具,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产值高、发展最快的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即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高值集聚区.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产值呈低值分布,形成低值集聚区.中部地区各省份产值较高且与高值区毗邻,分布较为集中.进一步按行业分析,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远远高于其他行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高;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小;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最小,这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依赖性主要表现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在省域间还没有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2000年以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产业格局逐渐形成。利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3个年份地级市行业从业人员的数据,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中整体呈现点状集中的模式,进而对不同行业的集聚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是首位城市集聚模式,科研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是位序规模分布的模式,金融业则是均衡分布的模式。最后,结合主要城市行业的相对优势度分析,得出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加,承担的生产性服务功能更加综合,符合中心地理论的特点,在省域和城市群内各城市具有较好的职能分工和互补性。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 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②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 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 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研究进展及其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开始从空间角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议题.其中从空间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主要分析其区位选择与空间分布,形成了中心地理论、竟租理论、空间选择性扩散理论和集聚理论等理论,研究议题则涉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与模式、空间分布、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化及产业特征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经济增长关键节点,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级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运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分析了1996-2013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以及产业集聚类型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程度增强,呈现出由"多中心集聚"向区域"单中心集聚"的演变规律。2开发区空间集聚规模和强度呈现出先降低后快速提高的趋势,表明空间集聚范围扩大,但是集聚程度并没有降低,反而随着集聚范围的扩张其集聚强度也进一步加强。3各集聚区域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集聚规模最大的区域集聚强度却较小。4东部沿海开发区主要发展产业为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通信电子、食品行业、石油化工共五大类行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差异显著。     

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根据相关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ArcGIS软件,通过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对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结论:① 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集聚特征明显,产值和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② 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空间集聚度偏低,但逐渐趋于集中,且分行业集聚程度参差不齐;③ 生产者服务业整体呈现多核心的集聚模式,分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模式类型;④ 空间结构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导向、区位因子、政府导向。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确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产业规划、布局,加快西安市经济发展及提升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借鉴意义。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中国西部地区贸易格局与贸易结构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更为其提供了绝好机遇。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方法,从空间结构和产品结构刻画西部地区外贸格局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① 西部地区形成以重庆、四川为核心,广西、云南、新疆三大边疆省份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格局;② 外贸规模最大的是美国等传统贸易大国和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外贸依存关系最密切的是周边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③ 外贸结构趋于优化,机电设备等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但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仍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④ 呈现结构相近的两大出口组团和三大进口组团,其中四川和重庆外贸结构较优,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电气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主。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服务业中重要一支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推动我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本文在对产业集聚和服务业区位等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梳理。总体来看,围绕着区域和大都市内两个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同时尚存在一些不足:①偏重于空间集聚的格局研究,对其演变过程研究相对薄弱;②空间集聚的机理研究稍显不足,缺乏规律的总结;③研究方法上大多将制造业集聚的测度模型移植到生产性服务业,其适用性和针对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今后应围绕"测度辨识—格局过程—作用机理",运用定性、定量与空间分析综合集成的方法,继续深化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地理学研究。     

京沪生产性服务业比较研究

基于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的区域比较研究,探讨京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京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是其主体;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已步入发展成熟阶段,而上海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②京沪第三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最大,且呈现上升趋势;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经济的支撑作用突出,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更为明显。③京沪服务业对金融业的中间需求最大,但需求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④京沪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差异显著,北京制造业中间需求结构趋于高级化,而上海制造业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偏低。⑤京沪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分布于中心区和近郊区,圈层衰减特征明显;不同行业乃至同一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存在差异,但各行业空间集中与分散的变化趋势总体上存在一致性。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其空间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论文基于中国2013年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2014—2019年成立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趋向在该产业基础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4大城市群集聚,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聚优势更加明显;② 在4大城市群内部,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③ 该产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弱的南昌市、红河州、郑州市、贵阳市等中西部地区,也集聚了一些新创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④ 城市的知识复杂性和原有产业基础对所有类型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产业关联密度有助于增加内资和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机会,非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进入,全球化和政府力量分别有助于外资企业、大规模企业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