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58个县区单元的住房平均租金为基本数据,通过“住房租金等级金字塔”构建、租金空间格局展示、空间自相关分析、跨境租金差距对比、售租比研究等方法总结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的空间差异格局与特征。从“租赁需求+城市基本面”的理论视角构建由新增人口、人均住房面积、收入水平、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学历结构组成的租金差异影响因素模型。通过模型对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测度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因素的影响强度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总体呈现以港澳与珠三角九市之间的境内外差异为主、以广深核心区与其他区域差异为辅的双层次差异格局。跨境租金差异程度最高,广州、深圳、珠海的“售租比”较高;收入水平、经济水平、人均住房面积和产业结构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住房租金差异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水平的影响强度最高。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广州市居民居住偏好研究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国家控制着住房的供应,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自由。改革后,家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得以提高。择居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住房消费个体差异的扩大,居民住房偏好成为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住房市场化下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采取表述性偏好正交实验设计和联合统计分析方法,对处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居民住房选择中,居住区位和小区特征比住房本身更重要;居住小区特征中,居民最关注住房所在区域,老城区越秀和东山和城市新中心天河区成为居民偏爱之地,但不同收入家庭区域偏好有所差异,高收入阶层明显偏好于新中心区天河区,而低收入阶层却更热衷于老城区;住房价格和居室朝向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明显表现出对低价格住房和南向居室的偏好;除此之外,相对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小区治安、交通和生活便利程度;而房屋类型、房屋布局和物业管理重要性相对较小,但高收入阶层明显比低收入阶层看重物业管理。     

廉租住房居民的时空间行为特征——以福州市橘园洲社区为例

基于2020年12月福州市橘园洲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与48 h活动日志,结合时间地理学理论,采用GIS 95%标准置信椭圆、点密度与叠置分析方法,从微观个体角度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工作日与休息日的工作、购物、休闲3类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对附近空间的利用情况,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案例社区居民在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活动空间差异较大,休息日居民内部差异大于工作日。2）从不同活动类型看,工作日活动内部差异性较小,整体呈现通勤距离短、依赖社区周边的特性;购物与休闲活动在工作日依赖社区周边,而在休息日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拓展,且出行人数呈距离衰减。3）居民工作日活动受通勤距离、年龄与收入的显著影响,休息日活动受收入、家庭结构与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4）与一线城市保障性住房选址在城市边缘集中的趋势不同,福州市仍有足够的空间使保障性住房的选址相对均衡。     

2000-2010年广州市住房产权管理角色变化分析

中国城镇住房分配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化为主的分配体制转变,深刻地影响政府、单位和市场在住房产权管理角色上的变化。利用广州市老八区的"五普"和"六普"数据,从住房产权结构变化、住房产权选择和住房产权空间形态等角度,分析政府、单位和市场在住房供应、分配和空间配置等住房产权管理中的角色变化。广州市2000年以来的住房产权结构变化反映了单位退出住房供应角色、政府保障房供应力度不够、市场成为最主要住房供应主体等特征。住房产权选择影响因素表明家庭与单位、政府之间的组织联系逐步弱化,与市场间的社会联系日益成为主导,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等体现家庭与市场间的市场联系变量成为城镇居民住房选择的最显著影响变量。住房产权空间形态重构表明,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单位提供的体制内住房比重大幅度下降,并逐步被体制外住房所替代,政府提供的体制内住房则向郊区或近郊区形成集聚,导致体制内外住房空间布局出现一定"倒置",住房来源过度市场化、住房供应主体变化和级差地租等因素是其重要形成原因。研究还显示,单位不再承担住房供应任务后,尽管政府在住房调控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未充分承担起住房供应任务,城镇居民住房来源"过度市场化"趋势。为此,政府应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并在区位上力求分散、均衡和避免郊区化,以避免加重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双重边缘化。随着城市住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城市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更应关注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居民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体现家庭与市场间的社会联系的变量对居民住房选择偏好的影响。     

广州住房与保障房的建设与评价

以广州12个保障房社区的问卷抽样调查为基础,从住房建设与住房结构、保障房建设、保障性住房社区3个层面探究了城市住房与保障房的关系,对当前广州保障房社区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从社区层面检验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下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后广州住房质量提升明显,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但住房拥有率低,租赁住房是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且住房市场的发展并未较好地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缺口较大,城市住房保障职能部分转嫁于城中村等“非正规”居住空间,住房保障体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保障房社区层面,存在部分配套设施可达性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但居民的满意度较高,居住意愿达到了89.2%,这表明当前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具有其合理性。但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忽视了保障房社区的后续发展,已出现社区居民社会融合度低、发展机会少等问题,并可能向新的贫困集聚区演化。     

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北大核心CSCDCSSCI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与居民居住区位偏好

在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现状和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偏好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居民居住空间偏好以及居民个人属性特征与居住空间偏好的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城北明显高于城南,居民购房也多倾向于选择城北;从居民居住空间偏好看,三、四环之间仍是居民购房的首选空间。     

北京经济适用房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开始实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然而,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布局,经济适用住房并没有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济适用住房被安排在城市边缘地区,缺乏配套公共设施。目前,相关研究较多关注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布局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少有学者关注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地方政府的视角解答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研究提出假设,地方政府受到土地财政收入的驱动,将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布置在对土地收益损失最小的地方,同时兼顾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拆迁压力、住房市场结构以及公共交通便利性等。在假设基础上,对北京经济适用住房空间布局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构建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1999-2009 年间北京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速度放慢,同时呈现向五环以外扩散及向某些点集聚的趋势;模型结果证实土地价格是政府在落实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     

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的空间互动关系——来自北京市场的微观证据及其宏观含义

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是城市空间结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内生变量。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 选择时, 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从而形成住房价格、建筑密度和通勤行为在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本文回顾了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间的理论均衡关系, 探讨了各种现实情况是如何影响这个理 论关系的; 并利用大规模调研所采集的北京市微观个体数据, 提供了这一互动关系的一些定量证 据; 最后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互动关系在城市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宏观含义: 考虑通勤成本 后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 以及就业与居住过度分离的社会效果分析。     

基于家庭区位需求的城市住房价格模拟分析

目前关于城市住房价格异质性和影响因素研究多侧重于空间位置分析,从城市系统角度刻画住房价格分异现象有待进一步探索。根据“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理论”,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是各类活动通过交通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构建了交通可达性模型,综合全市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交通网络评价城市区位条件,并以北京为例,从就业、教育、消费、医疗服务等各方面评价了城市区位条件,在此基础上依据家庭成员结构,模拟分析了家庭区位需求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案例研究表明,本模型对房价的模拟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达到很好的效果;家庭的区位选择决定着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各类活动中就业对北京市房价分布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消费、教育,而医疗服务对住房价格影响相对较弱。此外,本文所提出的模型系统阐述了城市经济活动分布格局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经济活动分布发生变化时模拟结果随之变化,因此,本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用于“以业带人”政策实验,模拟分析疏散各类经济活动后住房价格的变化,也为城市房价及土地市场分析研究提供模型方法上的参考。     

Residential mobility trajectories and integration in Douala and Bafoussam,Cameroo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migrant households relocate their homes in two Cameroonian cities over the course of lifetimes or even generations. The central claim is that homeownership is the ultimate sign of integration into city life.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218 interviews, 30 focus groups and a household survey, sample size 686),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ree key factors explain why people move: the quality of housing they can affords, the proximity to a workplace and the potential for homeownership. Three residential model trajectories are identified. The first describes a journey from being a new migrant who is a guest of family or friends in the city centre to being a married family with kids owning a home in the urban periphery. The second model continues that journey by returning back to the city centre in pursuit of more convenient, high-status home location (if finances permit). A third model describes moves to sites all over the city later in life as older individuals seek to maximize family income in the way they use multiple properties. Understanding residential mobility patterns has the potential to lead to a better public policies and more effective private investments in the housing sector.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1)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2)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3)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基于江西省254户农户调查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