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Different Borders‐Different Cooperation? Transborder Cooperation in Poland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analyze the role of border and borderland type in transborder cooperation. To this end, 591 projects under six Interreg IIIA Programs in which Polish border regions participated from 2004 to 2006 were examined. These programs were compared to identify th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projects in different border regions. Although research on cooperation usually focuses on a national scale, actual cooperation depends largely on regional and local conditions, which are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Despite a common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e Interreg projects were not all realized in the same way. Different local conditions had impacts on programs and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achievement of transborder cooperation objectives depended on the modification of each program to specific regional conditions.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尺度困境”——以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组织模式开始不断发展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越来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而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由于涉及国家主权让渡及各种要素跨越国界流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建设进展相对较慢。通过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难题、形成机制及突破路径。研究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面临典型的“尺度困境”,其困境大小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国内多尺度治理协调程度及边境双边治理结构匹配程度等3个维度。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多尺度汇聚的边境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降低跨境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关键,而其治理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多尺度的紧密合作以及边境双边的制度对接。打破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尺度困境”需要边境双边协同治理,国家尺度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或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同时要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多层级治理视角下跨界地区合作模式探究——以广佛为例

基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以广州、佛山两市为研究地区,通过深入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宏观政策尺度和微观项目尺度分别对广佛两市及其所辖的区、街镇不同层级政府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过程中,跨界地区合作模式制度建构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出于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级市政府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水平联系显著增强,促成了跨界地区合作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新进展,形成了“以项目库为载体的地级市单一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不同城市的诉求表达程序化,可以协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督办项目的进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目前的跨界合作集中在地级市单一层级,区及镇街政府缺乏直接合作的平台;合作平台不能全天候运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难以持续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以云南勐腊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中国新疆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合作模式选择

中国新疆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地理位置毗连,广泛开展双方的地区间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中俄共同繁荣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巩固本地区乃至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本文首先按照跨境区域合作的空间范围、一体化程度和合作方性质对目前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区域合作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新疆和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均远离各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属于较为落后的内陆地区,且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互补性强.基于此,双方的合作不宜采取以国家为合作主体、涉及主权让渡和较强排他性的一体化模式,而应采取灵活的、开放性的和以项目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次区域合作方式.当前主要的次区域合作模式有以国家政府推动的"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增长三角和地方政府推动的"珠-港-澳"次区域合作、国际和地区组织推动的大湄公河、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其次,通过考察和分析,认为具有独特地域经济特点的新-西区域合作应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共同推动,并充分考虑本地差异性较强的实际,采取跨境旅游休闲型经济特区、境外经济合作区、科技园区等多样化的发展方式,确立相应的合作领域与合作机制,促进新-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滇桂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现状、特征与原因

利用宏观县区政府统计资料和定性个案访谈资料,对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数量在不断增长,地理通婚圈由边境向内地延伸,通婚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一部分跨境婚姻即将演变为内地跨国婚姻;婚入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边境国家女性嫁入中国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边境女性嫁到邻国;跨境婚姻中夫妇双方整体教育文化素质偏低,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呈现出教育资源的弱弱结合;跨境通婚的结婚登记率较低,大多以“事实婚姻”的方式在中国组成家庭,并且这些家庭早婚多育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有序执行;夫妇年龄差偏大以及跨境通婚具有代际传承等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滇桂边境地区的跨境通婚不断增长的原因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跨境民族文化圈子的同源性、等级通婚圈的封闭性、边境邻国→中国边境→中国内地的二级经济阶梯推动性、中越两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互补性、不同国家婚姻制度“错位性”和边境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系。     

中蒙地缘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随着蒙古多元平衡外交战略的实施,中蒙两国在睦邻友好关系基础上,不断巩固的地缘政治助推地缘经济持续发展,2011年,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两国地缘经济的发展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世界大国对蒙古政治影响严重、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中方投资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困扰。依托于东北亚开发新的历史阶段,可以探索以边境口岸为基点,沿边开发开放带为轴线,拓展和转型升级中蒙跨境地缘经济体模式等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更加有效地将中蒙地缘政治关系上升到中蒙地缘经济关系。     

Influence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at brings together ecologic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tection of natural ecolog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also is one of the key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a’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re divided by large areas of natural geography, such as vast tracts of land, mountainous areas and bodies of water. Given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dministrative areas make independent and uncoordinated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resulting in low-level ecotourism products and redunda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undertaken by local governments, limiting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tourism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spatial system and a model of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adopts an inductive deductive method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connotations and obstacles of China’s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and proposes sp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mode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escapable choice is cross-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based on natural zonality, cultural similarity,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tegration. The key existing obstacles includ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lack of motivation to cooperate and loose cooperation patterns. Future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should define the thematic function area, cooperation zones, scenic roads and ecotourist routes, to establish the cross-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and realize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This study is of theoretical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ystems in China.     

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合作园区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合作园区作为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手段,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园区逐渐成为跨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基于飞地经济理论、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增长联盟与跨界区域理论等,从园区合作主体、管理体制、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合作园区的类型、合作动力、合作效应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为：1）合作园区类型多样,按照参与主体、合作治理形式、园区产业功能进行了划分,形成层次递进的分类体系;2）合作动力包括政府驱动、市场因素驱动、社会因素驱动、利益分享驱动等方面,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利益分享是合作园区发展的原动力,利益协调是影响合作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合作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布局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进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等。但相关研究存在对部分合作园区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合作动力缺乏量化支撑与耦合关系研究、合作效应研究滞后且缺少科学客观的系统评价体系等问题。未来合作园区研究可开展集合作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于一体的合作模式的系统综合研究;针对合作园区所映射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可以创新探索跨区域合作治理驱动机制等深层次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层面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评估,可依托合作园区案例进行深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高速铁路情景下的俄罗斯远东铁路可达性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以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符)沿边铁路为研究对象,在高速铁路情景下,利用可达性指标测度高铁运行前(普铁)后(高铁)沿线节点的可达性动态变化,探讨该线路升级提速后对沿线各个节点的贡献作用与空间效应。研究表明：未来布符高铁的建设运营使其沿线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时空收敛获益多,8 h交流圈覆盖全线,可达性最优要素由末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向线路中间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自南向北、继而向首端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自东向西扩散,呈布符铁路首末可达性改善幅度大、部分中间线路可达性改善稍弱的空间特征。可达性的变化加速远东的西南沿边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与重塑,布符沿边高铁集散场的空间延拓、袭夺态势加剧;铁路轴带的空间极化加深,呈现新的“核心—边缘”格局;跨城流动性突显,加速空间对接与同城空间发展模式。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媒介互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协同的演变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人文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庆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成立60周年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是区域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简称东北地理所）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坚持稳定的学科方向,具有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的时代特征,聚焦不同历史时期东北区域发展重大问题,区域研究特色突出。东北地理所建所60 a来在农业和工业发展与布局、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综合发展规划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应用与基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向未来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东北地理所人文地理研究仍要围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重点研究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布局、国土空间规划与区域治理、跨境区域开发与经济合作、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探索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规律,发扬人文地理研究特色,创新理论与方法,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提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区域一体化研究综述：尺度、联系与边界

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之一,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现象,也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科学问题。地理学独特的尺度、联系和边界视角对于理解区域一体化是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有重要意义。文章梳理了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发展,以尺度、联系和边界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了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阐述了区域一体化的网络化特征和多维联系,重新定义了区域一体化中的多重边界,并从“全球―地方”联系的角度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下有关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网络特征,形成了以国家权力和关系为导向,涵盖多维度邻近的立体网络空间;区域一体化的边界效应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同时传统的领土边界依然重要;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深刻影响了一国边境地区的发展和经济地理格局。最后,针对区域一体化,从尺度建构、内部联系、边界效应和多元分析框架等角度指出了亟待学界解决的一些问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西部边境旅游开发的策略研究

边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旅游形式。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加快两部边境旅游的发展,对推动西部旅游业的发展,振兴西部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分析了西部边境旅游开发的优势条件,提出了西部边境旅游开发的战略措施。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抚远三角洲国际区域合作模式的构建

本文从抚远三角洲（大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入手,剖析了抚远三角洲的区域特点与未来发展前景,对目前中俄两国的国际合作机制和国际区域合作的支撑条件进行梳理。在不破坏大黑瞎子岛生态环境原则的基础上,以岛为依托,构建了东北亚综合贸易体、打造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立跨国城市联合体、建设抚远为哈巴罗夫斯克卫星城以及开发抚远三角洲为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特区五种国际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