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中亚五国资源开发现状与潜力分析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域辽阔,土地、森林、水、能源等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有色金属矿藏,种类配套齐全,在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地缘、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资源开发、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的国际背景和有利条件。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十分重视资源开发和原料出口,向主要经济合作伙伴推销资源产品,并很快引起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的重视。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在土地、电力、建材、机械、畜牧业、信息、交通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及其辐射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待开发的领域空白点较多,特别是里海、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是21世纪全球最具能源开发前景的地区,而能源勘探与开采领域则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发展合作的领域。但是,中亚国家的原料型经济倾向,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足,生产和社会基础薄弱,这些问题都阻碍着中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靠进口。这是我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加工业优势的有利条件。所以,资源和经济技术的互补性,对发展中国与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展望21世纪的俄罗斯、中亚五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资源状况实地调查和统计资料等,对区域资源开发现状与潜力进行了分析,对共同面对的问题,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及合作前景,都进行了探讨。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南粤古驿道红色寻踪——基于《寻乌调查》的历史地理分析

基于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寻乌调查》,利用历史地图资料,结合当前遥感影像数据、道路地名信息及相关历史资料等,运用GIS技术对历史资料进行还原处理,从交通区位、经济地理与区域文化等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进行研究：1）还原并佐证了《寻乌调查》描述的区域交通系统,梳理出寻乌与南粤区域水陆交通网络及交通运输的基本特征,寻乌典型的边区区位与自然地理等条件,成就了其联系南粤的交通枢纽功能。2）寻乌与南粤的区域经济地理关系具有典型的“盐上米下”特征;寻乌在区域贸易流通中承担着中转站的功能,但边区市集发展程度较低,寻乌的社会经济深受以梅县为腹地的南粤地区发展的影响。3）南粤革命力量对中央苏区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红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理解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既对当前的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具较强的指导作用,也为当前的南粤古驿道活化和开发提供了一条“寻乌调查红色之旅”路线。     

中亚五国咸海流域水资源策略的博弈分析

中亚五国在咸海流域水资源分配与利用上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而变得日益突出,探寻各国对咸海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策略,对中亚地区水资源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安全至关重要。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亚各国对咸海流域水资源的分配诉求及水政策,梳理各国在咸海流域水资源问题上的合作历程,探讨中亚各国在水资源问题上采取不同策略的利弊得失。认为目前咸海流域利益得不到协调使中亚各国深陷水资源分配困局,“协调博弈”是当前令咸海流域水资源问题走出“囚徒困境”的首选,将会获得最佳报酬。各国相互信任、转变观念,以利益分配取代水量分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水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困局。     

重庆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

受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重庆直辖市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城市化水平由都市经济区向东、西递降特征十分明显。三大经济区域城市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率、城镇密度、城镇规模结构、城市经济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区位交通、历史基础、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体制与制度安排等因素是造成城市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三大经济区域应在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基础上联动发展，共同构筑协调的重庆城市发展新格局。     

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格局与演变

梳理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环境演变,试图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主体、主题、形式和发展水平等进行综合分析。流域管治事务复杂,部门管理与行政区管理交叉,造就了区域合作模式多样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带在长江防洪、大通关和检疫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而在水资源环境、港口岸线、基础设施和生态补偿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建设仍发展缓慢。长三角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层次多、主题丰富的区域合作机制;由于国家长期对成渝经济区的推崇,两地在区域性项目建设上合作密切;中游四省合作发展水平相对最低,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引领,地区竞争大于合作激励。     

合作园区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合作园区作为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手段,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园区逐渐成为跨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基于飞地经济理论、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增长联盟与跨界区域理论等,从园区合作主体、管理体制、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合作园区的类型、合作动力、合作效应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为：1）合作园区类型多样,按照参与主体、合作治理形式、园区产业功能进行了划分,形成层次递进的分类体系;2）合作动力包括政府驱动、市场因素驱动、社会因素驱动、利益分享驱动等方面,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利益分享是合作园区发展的原动力,利益协调是影响合作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合作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布局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进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等。但相关研究存在对部分合作园区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合作动力缺乏量化支撑与耦合关系研究、合作效应研究滞后且缺少科学客观的系统评价体系等问题。未来合作园区研究可开展集合作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于一体的合作模式的系统综合研究;针对合作园区所映射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可以创新探索跨区域合作治理驱动机制等深层次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层面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评估,可依托合作园区案例进行深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Influence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at brings together ecologic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tection of natural ecolog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also is one of the key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a’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re divided by large areas of natural geography, such as vast tracts of land, mountainous areas and bodies of water. Given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dministrative areas make independent and uncoordinated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resulting in low-level ecotourism products and redunda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undertaken by local governments, limiting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tourism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spatial system and a model of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adopts an inductive deductive method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connotations and obstacles of China’s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and proposes sp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mode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escapable choice is cross-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based on natural zonality, cultural similarity,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tegration. The key existing obstacles includ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lack of motivation to cooperate and loose cooperation patterns. Future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should define the thematic function area, cooperation zones, scenic roads and ecotourist routes, to establish the cross-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and realize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This study is of theoretical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tourism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ystems in China.     

区域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区域协同创新有利于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优化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采用改进的DEA模型,在测度中国62个城市2003~2016年创新绩效的基础上,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62个城市的创新绩效整体上在波动中稳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② 区域协同创新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绩效与区域协同创新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专利合作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双门槛特征,科技论文合作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单门槛特征,两者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③ 科技人员流动量在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第一门槛10.088而低于第二门槛10.255时,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科技资金流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第一门槛9.427以下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显著。     

雄安新区：如何建成生态与创新之都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落实中央决策,我们突出强调将雄安建设成为生态与创新之都。来自地理学及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16位专家,以笔谈方式,对此开展了深入讨论。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应该坚持和秉承以下观念。一是宜居安全观,需要优化调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突出安全第一,切实防范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等风险,以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为目标,走全面宜居城市之路。二是生态城市观,应积极采用低碳生态技术,有机组织城市区域生态系统与空间布局,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系统,保证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走系统化的生态城市之路。三是创新核心观,应该以科技文化为灵魂,推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全面创新,突出科技创新核心,建设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之都。四是区域统筹观,应从流域视角、区域一体化视角,统筹新区建设,注重区域协作,共享共生,互动互补,带动区域转型新型发展,走区域深度协同发展之路。五是文化城市观,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文化艺术发展,倡导文化包容与和谐,探索中华人文生态特色新型城市风貌,走文化特色城市发展之路。六是综合品质观,强调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全面高水平发展,突出全面高质量与高标准发展理念,建立国际领先的质量标准体系与规范体系,发展智慧城市,全面加强综合质量监测评价与督察,结合文化品质追求,配套先进的社会公共设施与保障系统,走综合高品质发展之路。七是典型示范观,努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生态创新的城市示范区和新型城市化的样板城市,促进京津冀建设生态与创新型世界城市群。     

区域经济政策的博弈解析

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文章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利益是驱动分工的根本动力,如果参与分工能给区域带来利益增收,区域才会主动参与分工;分工产品的价格比是影响竞争和分工过程的主要因素,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会影响或破坏合理的区域竞争和分工;单个区域所制定的政策最终将影响所有具有经济联系的相关区域。以中国“区域均衡增长”与“区域倾斜增长”两个主要区域政策的效果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其动力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发展形势下,开展中亚国家城镇化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建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亚五国独立以来1991-2017年间的城镇化时空格局和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内—外双向力"视角分析了综合城镇化的动力因素.研究认为:①中亚国家的城镇化过程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经贸合作的地理学论证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之际,人们发现她的政治协作功能的主导性开始让位于经贸合作功能,这不仅是由于成员国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更是因为它们在地域上紧密相连,所以有必要从世界地理学的区域合作角度加以论证,及时确定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价值取向：在能源合作开发项目上,必须进一步整合区域供求关系;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努力;在区域电信合作建设上,必须跟从全球信息化的时代步伐;在科技项目合作开发上,必须依托区域之力促进科技发展;在金融组织合作问题上,必须实现跨国区域间的有效联合。唯此,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大潮流下,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全方位朝着区域经贸合作重点领域加速推进,面向未来开辟出广阔道路和美好前景。     

香港自由港模式发展演化、动力机制及启示

文章在总结并回顾香港由转口贸易型自由港、加工贸易型自由港向综合型自由港和跨区域综合型自由港的演化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区位市场、运行机制、政策框架、要素投入等内部动因与国际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外部动因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其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最后提出香港自由港发展演化对中国自由贸易区建立与发展的几点启示：1）依据其发展阶段与条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模式;2）选择区位条件有利的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3）自由贸易港或贸易区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4）自由贸易港（区）功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自由的经济制度和仿真的国际化经营环境。     

新时期粤港经济合作中的区域矛盾与整合

在分析粤港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特点基础上,剖析了新时期粤港经济合作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因素.指出制定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展开全方位的产业经济合作,营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以及促进粤港文化整合等是新时期促进粤港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发达国家实施欠发达地区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西部大开发要坚持高起点,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国家要采取支持区域经济合作的倾斜政策;东部地区要多形式,全方位与西部大开发的进程。     

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及其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价值刍议

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打开了近代西方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他命名的“丝绸之路”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同并沿用至今。国内学界对李希霍芬学术贡献的评述聚焦于他对中国地质和地球科学的贡献,但对其研究成果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价值尚缺少深入的总结。本文分析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基础文献,梳理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间在中国的历次考察路线和主要考察内容,以及与中国古“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察计划;从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总结分析了李希霍芬对中国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贡献,如区位分析、“联系”与“流”的分析、农业地域差异分析、人地关系分析、制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最后提出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研究对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及人文-经济地理学界的启示。     

对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若干新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生态化和知识经济的新挑战,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必须确立 下列新思维;（１）在产业布局中充分考虑生态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２）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由一、二、三产业的高速转向产品结构的调整;     

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及内涵研究

地理学以环境-社会-人类动态的综合思维,以区域综合、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尺度间的相互转换等系统研究地球表层的性质和运动规律,“人-地”地域系统是其研究核心。生态补偿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本文分析了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命题的一般特征及其内涵。对于生态补偿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的判断,依据在于自然地域系统厘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系、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地域人文环境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其补偿形式、地理学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技术与平台。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参考、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生态补偿研究具有“区域-差异-尺度”的地理学分析范式。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表现在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方面。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 prefectural-level analysis

As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reg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prefecture-level region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However,little research has grasped the essen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this may lead to biased policies and their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s.Based on Chene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this paper identifi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t both national and prefectural levels.Both the Global Moran I index and the Getis-Ord Gi* index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90 to 2010.Major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1)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in the state of agglomeration.It entered the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in 1990,and the Middle Industrialized Stage in 2010,with a ’balanced-unbalanced-gradually rebalanced’ pattern in the process.(2)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d a spatial shift from the coastal areas to the the inland areas.Most advanced cities in mid-western China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regional hub cities and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3) Hot spots in China’s economy moved northward and westward.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es and prefectures became weaker in Eastern China,while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ere still at the stag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with limited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cities.(4) While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of China’s economy has gradually slowed dow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the growth rate of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as much faster than those in coastal areas.(5) Areas rich in resources,such as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have become the new hot spo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For these regions,however,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ir unbal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the lagging social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driven predominantly by the exploitation of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