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记忆的传统文化旅游地空间溯源——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基于城市记忆视角,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以古代六朝至近代中华民国时段为界,分类梳理古地图、古诗词、古画卷、老照片等图文史料,结合符号学和质性研究方法,从地理和文化空间2个层面,溯源其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凸显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在南京城市发展变迁中担负的城市记忆表征、民族文化传承、市井生活繁衍及地方特色沿袭等重要功能,为传统文化旅游地及城市文化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水环境保护的流域景观格局优化理念初探

流域范围内因水体的联系使得不同类型景观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紧密, 因而景 观格局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流域内水体质量。着眼于流域尺度上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必须合理考虑 景观斑块的类型、格局和空间分异等特征, 尽可能地减少非点源污染输出量, 从而降低水体遭受 污染的威胁程度。本研究从水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以“源”“汇”景观在镶嵌组合和空间分异方面 利用的适宜性作为优化依据, 以“源”“汇”景观空间分布的关键地段作为研究战略点, 同时考虑 “源”“汇”景观在数量、空间和转换成本等方面的客观约束条件, 将景观数量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 优化进行有机结合, 最终确定了流域尺度上以调控非点源污染、保护水体质量为目标的景观格局 优化研究的概念框架。本研究不仅为解决流域尺度上非点源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 角, 而且为降低景观类型及其格局对水体质量的威胁程度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优化方案。     

山西省宗教景观空间格局研究

本文立足于宗教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山西省 925 个“宗教景观”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球（GoogolEarth）及百度地图定位各个宗教景观的地理坐标。运用Arcgis10.3空间分析法、水文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分析山西宗教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成果：山西宗教景观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大分散、小集聚”式的空间分异模式;市域分布不均衡,呈现集中于以太原、长治、忻州、临汾市为依托的周边地区格局;高程空间格局具有高值集聚特征,且46%的宗教景观海拔高度<1000m;宗教景观分布具有倾向城市格局;从宗教景观格局影响因素看,其分布受总体地形控制海拔高程影响宗教集聚与分散程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口分布状况影响宗教景观数量。     

2000-2010年北京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的公园数据, 基于ArcGIS、Fragstats 软件平台和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标, 采用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梯度格局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2000-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并揭示了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与面积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面积增长最快;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在分布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公园的连接度由“中心高外围低”向“中心高外围也不断提高”方向发展;公园的聚集度由城市中心聚集向外围多方位多处聚集发展。②各类城市公园在各扇区和圈层的均衡比指数(ERI)差异较大、均衡比曲线变化幅度复杂, 分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明显。③基于45°八方位样带的梯度分析进一步表明, 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很均衡、梯度变化特征显著, 大面积公园主要分布在“正北”和“西北”方向;在“西”、“东”、“西北”、“东北”方向附近的公园面积、数量较多, 且数量和面积增长较快。④北京城市重大事件、城市绿化方针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引起近10 年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的四大主要因素;四大因素促成了公园数量和面积等总体格局的大幅增长, 也造成了公园在各分区和梯度上的分布不均衡。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城市公园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州市城市植被景观多样性分析

城市植被是城市的绿色生命线,对改善和美化城市景观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言路在分析广州市植被景观现状的基础之上,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结合具体情况和考虑研究的可操作性,选取多样性指数、优势度、分离度和破碎度四个指标,从景观的类型多术性、格局多样性和斑块多样性三个方面,对广州市城市植被景观进行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城市植被景观类型多样性降低,景观类型趋于单一;景观斑块多样性增大,嵌     

土地利用分类对景观格局指数的影响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空间格局分析是当前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内容,不仅数据源准确度、尺度效应显著影响景观格局指数,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也对景观格局指数具有显著影响,但我们对这种影响的总体理解尚很缺乏。本研究选取24种常用景观格局指数,以深圳市宝安区为试验区,探讨景观格局指数随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变化的基本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分类对景观格局指数的确具有显著影响。而根据景观格局指数对土地利用类型数目变化响应的可预测性,可将其分为三类：① 第一类指数随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变化的可预测性强,能用简单函数关系 (对数函数关系、S形曲线、反比曲线关系) 来表达,包括斑块数目、斑块密度、边界密度、平均斑块面积、景观形状指数、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周长面积比分维数、平均斑块分维数、聚合度、Shannon多样性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修改Simpson多样性指数;② 第二类指数随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变化可预测性较差,表现为典型的分段 (或阶梯形) 变化,存在多种可能 (S形曲线、直线、反比曲线与复合曲线关系),包括斑块面积标准差、斑块面积变异系数、最大斑块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形状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分离度和斑块结合度;③ 第三类指数由于在度量相关空间格局特征时考虑了土地利用类型数多少的影响,随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变化呈无规律变化,难以用一种简单函数或分段函数来预测其变化行为,包括蔓延度、Shannon均匀度指数、Simpson均匀度指数、修改Simpson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这些指数随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变化的变化规律,使试验区不同时期、不同土地利用分类系统下的空间格局比较成为可能。     

湘西北侵蚀小流域生态恢复适宜度与景观格局特征

开展生态恢复区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对于山丘土壤侵蚀区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湘西北女儿寨小流域为例,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及空间格局分析方法,对流域生态恢复适宜度与景观格局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恢复对女儿寨流域土地利用结构有较大改善,土壤侵蚀量有效减少;林地面积最大,斑块数最多,流域以林地景观为基质;斑块形状较简单,斑块间相似性较强,景观面积有效性较小;流域景观多样性较高,但均匀程度较低,偏离度较大;整体景观的破碎度不高,但居民点的破碎化程度极大,不利于流域景观系统的稳定性.研究结论可为流域治理与生态恢复、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景观优化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广西贵港市城市建成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

以高分辨率QulckBird卫星影像及航片为数据源,借助GIS技术平台获得广西贵港市4个时期城市景观类型图;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城市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近40a来贵港市城市景观趋于有序多样化,表征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公共设施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斑块数和面积均逐年上升;建成区用地规模在经历了扩展过快和扩展不足的波动后,最近10a趋于合理,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资源闲置现象;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主要景观要素（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农田）的空间形状表现出规则整齐的特征,而主要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波动变化趋势。     

营口市景观空间格局及生态环境质量分析

根据营口市2007年土地利用相关图形数据,选用生态意义明确的景观格局指数和区域生态环境指数,从斑块和景观两个尺度对营口市景观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并揭示了景观格局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林地是营口市占地面积最大,斑块数最多的基质景观,面积比例高达49.80％,斑块个数为1 252个,占总斑块数的38.89％,斑块分离度为0.05;旱地和水田面积比例也较大,分别占21.76％和14.28％;城乡用地面积仅占11.66％,但其斑块数达1 198个;滩涂面积比例最小,仅为0.07％.(2)营口市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区域生态环境指数达0.48,高于相邻的盘锦市和瓦房店市.(3)营口市滩涂、沼泽面积较小.     

城市景观格局对城市内涝的影响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近年来,城市内涝问题频发,引发了强烈关注。现有有关城市内涝问题的研究多关注土地利用与城市内涝的关系,而对于城市景观格局对城市内涝影响的研究则不多。本文以内涝问题严重的深圳市为研究区,利用深圳市2014年5月11日暴雨期间内涝点数据（共278个）,选取类型水平上的最大斑块面积比例（Largest Patch Index, LPI）、斑块聚集度（Patch Cohesion Index, PCI）、景观破碎度（Landscape Division Index, DIVISION）、景观水平的蔓延度（Contagion Index, CONTAG）、香农多样性指数（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SHDI）共5个景观指数,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不透水率、植被覆盖度、降雨量、地形地势及雨水管网密度等内涝影响因子,运用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究深圳市景观格局对内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类型中,住宅用地等建设用地对内涝灾害影响最大,其面积比例的增加会加剧区域内涝程度;② 城市各类型景观格局特征中,建设用地斑块的优势度、聚集度越高,景观破碎化程度越低,区域的内涝程度越高,绿地的景观格局对城市内涝的影响与建设用地相反;③ 城市整体景观特征中,景观整体越复杂越不易引发内涝灾害;④ 不透水率等人为因素比降雨量等自然因素对城市内涝的影响程度大。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使人关注到地表景观格局对内涝的重要作用,为内涝治理和景观格局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南京幕燕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评价与规划

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评价可以为风景区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也是实现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南京幕燕风景名胜区为例,对幕燕风景区的景观生态评价与规划进行了研究。在大量野外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幕燕风景区次生植被分类系统,并以植被为标志,拟建了风景区景观生态分类系统,调绘了风景区景观生态现状图;选取多样性、代表性等8项指标对风景区的景观生态进行了评价,并根据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将类景观类型划分出4个等级;以景观生态评价结果为依据,提出了风景区景观生态规划的关键措施,研制了风景区景观生态规划图;最后,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进一步提出了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肇庆七星岩风景名胜区开发演变及其规划整治

肇庆七星岩景区作为国内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正面临着生态景观危机.研究显示:七星岩景区的开发演变历经了从1955年前的天然公园,到1956-1978年的农林水利风景区,到1979年后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到近年向城市公园演变的趋势;周边开发程度的不断加强,导致目前风景区存在土地、水面被侵占,水质下降和景观视线遭到破坏等诸多问题.文中提出了景区生长的规划整治策略,即根据肇庆山水城市环境特点,利用古河道, 结合新城市建设,让七星岩景区向东、西向延伸和生长,从而改善景区的环境和景观质量,并提升未来整个肇庆城区的生态     

张家口市景观格局及旅游生态服务价值演进研究（英文）

北京冬奥会部分项目于2022年在张家口举办,张家口作为重要的冰雪旅游地,在其建设过程中其景观格局的变化速率、景观生态安全水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尤其是旅游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极为必要。本研究运用2000–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数据,综合分析张家口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脆弱度、景观干扰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旅游生态服务价值等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2015–2018年张家口市景观格局发生大幅扰动,景观生态安全在景观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受到威胁,直至2020年景观格局经过调整并稳定以后,景观生态安全重新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尤其是旅游生态服务价值得以显著提升。本研究结果将为张家口冰雪旅游地景观格局的优化,以及旅游生态价值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对我国其他冰雪旅游地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庐山森林景观美学质量与景观格局指数的关系

森林景观美学价值和生态可持续价值是森林景观系统中两种主要的价值。采集一系列典型森林景观照片,将这些景观照片对公众进行审美评价,并判别他们的景观生态特征,最后进行景观美学质量与景观格局指数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美景度值(SBE值)与景观组分指数中的水域所占面积比存在很强的正相关(r=0.472,P<0.01),与自然性指数也有较强的正相关(r=0.368,P<0.05);而与建筑所占面积比存在很强的负相关(r=-0.422,P<0.01)。(2)SBE值与景观格局指数中的斑块密度(r=-0.489,P<0.01)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边界密度(r=0.481,P<0.01)、多样性指数(r=0.602,P<0.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3)SBE值与开放性指数、最大斑块面积比和形状指数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的景观生态效应——以南京市幕燕风景名胜区为例

景观生态学不仅可为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设计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而且通过对规划实施后可能引起的景观生态效应的研究 ,还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改进规划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本文以南京市幕燕风景名胜区为例 ,从风景区的景观格局、景观生态质量、景观稳定性等方面分析了风景区规划实施的景观生态效应 ,并据此提出改进完善风景区规划的建议。     

龙虎山丹霞地貌"旅游景观价值-游客审美感知"探讨

通过对龙虎山丹霞地貌类型及其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的分析,按景区空间组合及代表性景观构建了旅游景观谱系。对这些景观进行评价和游客感知度调查,形成游客感知率与景观评价值矩阵,并用坐标法将矩阵划分为4个象限,分析其间的耦合性、差异性和产生机理。结果显示,总体上符合景观赋分值高、游客感知度高,景观赋分值低、游客感知度低的规律,但对一些典型地质遗迹,专家的评价与游客的感知度相差较大。游客仍以直观的山水审美为主,对其蕴含的科学性认知不够。地质遗迹科考产品和科普产品开发不足,尚未形成大众产品。比较不同游客群体的审美感知差异,为旅游产品的市场细分提供依据,并提出丹霞地貌景区建设建议。     

商业化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 ——以安徽宏村为例

以安徽省古村落宏村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其旅游景观的生产方式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商业化发展,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由原来单一的文物古建保护向更趋复杂化转变,针对3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宏村旅游景观生产背后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生产机制：政府与开发商强强联合,是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力量;当地居民依然扎根宏村,是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魂;景区商家热衷于打造“店铺景观”,是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外来游客提出的改进建议则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4种力量集团本着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彼此间相互合作,影响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最终结果。最后提出,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需要还原原住居民生活化场景,借旅游商业化发展之势,建立均衡、可持续的景观生产机制与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或许是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的正解。     

旅游景观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研究初探

在旅游业迅速发展与快速蔓延的趋势下,如何协调旅游目的地的人地关系,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极 具理论与应用价值的科学问题。研究利用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出发,将旅游景观生态系统 的功能视作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应于人类社会需求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功能的类型、特征与结 构,总结了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并强调促进要素协调与优化空间配置是实现旅游景观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研究的 重要途径。     

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及表征——以云南典型乡村民族社区为例

从旅游活动要素及其空间效应着眼,对"景区化"与"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把社区事象的景观化、经济功能的旅游化、组织管理的业缘化等视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具体表征;认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结果,必将导致乡村民族社区向旅游社区的演变,并对乡村民族旅游社区的内涵及其类型特征作了初步探讨,进而细分出名义在场型、从业参与型、景观资产型、混合平衡型4种类型。对云南曼听五寨、雨崩村、泸沽湖落水村和里格村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曼听五寨属于名义在场型外,其余为从业参与型旅游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