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报业话语的广州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分析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乡结合部的空间生产与黑色集群——广州M垃圾猪场的案例研究

空间的生产是当今西方的主流社会理论之一,也在逐渐成为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有效工具。但是,目前国内对空间生产理论的运用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政府作用下的"强"空间生产。通过对广州M垃圾猪场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制度结构和社会行动等宏微观要素对城乡结合部空间生产的综合作用,并展示了一个由农村进城移民所发起的"弱"空间生产案例。农村进城移民通过积极的区位战略、社会经营网络的营造实现了空间的占据和空间的生产,其背后则折射了户籍、土地、卫生等诸多转型期的制度漏洞。空间生产的结果是一个以农村进城移民为主体的产业和生活单元,即黑色集群的形成,该集群具有非正规乃至非法特征,在城市管理者的制度挤压下呈现发展的不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对此类空间的治理必须首先基于综合的理解,而不是取缔或粗暴管制。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基于广州的案例

以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基准,构建基于企业视角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泰国餐厅蕉叶、法国餐厅塞纳河、美国餐厅肯德基和韩国餐厅笑味轩为案例,讨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类型和特点。结果表明,原真性与标准化程度不同的4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类型(原真标准化文化生产、原真性文化生产、标准化文化生产、异质化文化生产)均可能受到消费者认可,并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以星巴克为例

在地理学“文化和空间转向”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关注渐渐成为城市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文中选择以茶楼为代表的传统茶文化消费和以星巴克为代表的新兴咖啡文化消费空间的冲突与变化为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外来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文化行为与心态层面归纳总结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星巴克咖啡消费空间的兴起,在广州培育了以中产阶级和学生为主的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对传统茶文化空间产生一定的冲击,伴随的是消费者“符号化”消费心理的膨胀及追求生活第     

认知、认同与溢出：广州老年学习型空间的情感地理研究

老年学习型空间作为集合体呈现了老年人在空间的日常生活、舞台展演和社会交往的社会文化意涵。本文以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作为主要研究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参与老年人课堂内外的学习与社会交往生活,以情感地理视角将老年学员的空间感知解构为认知、认同和溢出三个情感阶段。研究认为,学习场所不仅是实质性的空间,更是围绕“社区”“情感”产生特殊社会联系与归属感的空间。老年人通过学习场所积极的空间投射重新自我定义,“参与学习”的环境氛围触发老年人充满活力、年轻的积极情绪,空间的社会网络同样为老年人提供亲密感、归属感的情感支持,积极的地方认同与社区意识成为稳定手段作用于空间建构,产生抵抗消极老龄化的良性溢出效应。本文为情感地理研究视野下解构学习型空间提供了现实案例支撑,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活跃的行为主体,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提供经验建议。     

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实践——广州永庆坊案例

在新时代的城镇建设中,中国倡导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的新型城镇。历史街区是地方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其更新改造是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论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对广州永庆坊空间重构过程和主体文化实践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文化是永庆坊改造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其文化价值得到官方认可后,开始在文化保护的框架下开展了更新改造工作。更新改造后的永庆坊由原来的居住空间转变为文化消费空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杂糅对外来游客文化体验满意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永庆坊的更新改造案例中,文化作为重要能动力量参与历史街区多主体的空间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空间生产的文化维度。从实践层面上看,这一案例对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参考意义,在城镇化建设中应构建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新型城镇。     

广州开发区的发展演变与空间效应研究

以广州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依据产业规模、发展速度和空间拓展等方面的因素,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经历了起步发展、快速扩张、综合优化3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开发区在自身经济实力增强和空间规模壮大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空间效应,使广州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从“连片式”向“跳跃式”转变,引导城市不断向东拓展;形成经济增长极,提升东部板块,改变了广州的地域空间结构,形成了新的功能格局。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广州市社会空间景观形态演化初探

相对于形体空间而言 ,社会空间是一个更深层面的城市空间领域 ,在城市形体空间日新月异的嬗变中 ,社会空间内涵的演化显得更为缓慢和深刻。以广州市为例 ,探讨这种景观形态演化的特性及其对现代城市形象建设和个性塑造的意义。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动力及其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1990年代,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机制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出现的“城中村”、大学城、“华南板块”等若干“新社会空间”类型,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市场力量的强大与投机成为该时期城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抽象模式。     

“噪”起来：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空间的文化解读与转型期中国的和谐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逐步由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以文化的视角解读空间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特色,并由此赋予了文化地理学以新的广阔研究空间。本文在解析新文化地理学“解读空间”特色的基础上,着重探索了解读空间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强调应该结合转型期中国的特殊语境进行文化空间的解读,以适应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和生态化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特殊要求。     

交通依附的广州城市空间演变

在总结城市空间发展理论与交通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分析了因交通依附而导致的城市空间结构表现为集中与分散不断演替的发展特征,延续了不同交通方式对城市形态影响的图解,指出当前的多个阶段的空间发展规划无不以交通为依附,使城市趋向更大范围的分散.但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将会出现以信息、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为特征的新型集聚,不管新的主要城市集中区在哪里产生,都会依附于新的交通结点,集中是城市后依附发展的必然.     

Work,Home, and Marke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ousing Space in Guangzhou,Chin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small-area data provided by China's 2000 Population Census shows that major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largely shape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of housing in Guangzhou. This is generally manifested in a series of concentric rings: the old urban core, the middle zone of reform housing, and the outer ring of new commodity housing. In addition, urban villages punctuate the metropolitan landscap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of sociodemographic attributes depict a metropolis in transition, with market elements and choice-based housing decisions beginning to impinge on the urban fabric. However, the deeply entrenched socialist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ensure the continuing dominance of the workplace and occupational attributes as factors structuring China's metropolitan space.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