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国NF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但鲜有研究去分析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几寨沟和英国New Forest国家公园为例,运用SPSS统计分析技术,分析了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特点及其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可能原因.研究结论表明:(1)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2)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尤其是旅游获益感知;并通过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态度;(3)自然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都很积极正面,并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尽管两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均显著逊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两地居民并没有因为期望落差而对当地旅游开发持否定态度.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旅游扶贫村为例

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视角,扶贫村的生命周期是影响扶贫绩效感知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贫困山区实现脱贫目标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恩施州的22个旅游扶贫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维度,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判定各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感知包括政策执行力度、微观政策覆盖面、宏观政策覆盖面三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感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正负效果六个维度;(2)旅游扶贫村分别处于探索、参与、发展和稳固阶段,且大多数处于探索、参与阶段;(3)扶贫村居民对政策执行力度和广度的感知水平均随着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表明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发展、稳固阶段扶贫村居民对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探索或参与阶段,同时,对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素质提升的感知水平也显著较高,表明在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扶贫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本研究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可以为扶贫村居民脱贫和旅游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国内已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进展多着眼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而对影响因素和基于居民旅游感知的社区分类着墨较少,尤其对有关研究方法更是鲜有综述。本文对国外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群体聚类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1)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大致分为人口统计、社会经济与地理空间因素;(2)居民群体聚类大致按照感知具体内容、感知的态度细微变化、感知的旅游强度进行划分;(3)研究方法存在样本规模、收集问卷的方法、量表比较等亟待改进的问题。最后本文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建议,在居民群体聚类的解释应考虑针对聚类典型个案的结构性访谈与社区背景信息进行辅助性的解释。     

居民对2010年广州亚运会影响的感知变化研究——基于事件举办前视角

现有大多数研究是从"反馈问题(reactive)"的视角出发研究事件活动发生之后的影响结果。将研究重心转向大型事件发生之前的规划和管理阶段,以积极的"未雨绸缪(proactive)"视角审视大型事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居民的感知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广州亚运会举办前,先后相隔5.5个月对居民进行调研,研究显示,随着举办时间的推近,居民对大型事件的影响感知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的变化表现一是居民对大型事件关注度增加,居民作为东道主的自我存在感有增强之势;二是居民对大型事件的感知由无形影响逐渐转化为有形影响;三是居民对大型事件的社会成本的感知越来越强烈,对经济成本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感知减弱,同时对社区利益的感知有逐渐增强之势;四是居民对事件的态度越来越理性,对负面影响的关注有增强之趋势。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居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且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旅游开发对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旅游环境的影响感知程度表现不同,且随着不同的个体属性特征,其影响感知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议通过建立泰宁县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以广西阳朔县为例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假设模型,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5个重要驱动因素。(2)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等变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居民期望、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则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3)在5个驱动因素中,正面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最大,而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对居民满意度的总效应最大。     

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及机制研究——以黄山市汤口镇为例

居民感知和态度是居民对旅游发展最直观的评价。因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会存在差异。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在较大空间尺度内,距离因素是居民感知和态度差异的重要解释变量。为了研究小尺度空间内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异质性因素,以毗邻黄山风景区的4个社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发现,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期望,对旅游经济、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区位、社区和风景区3个方面梳理毗邻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发现,距离风景区的相对区位、社区组织介入资源开发和协调利益分配的能力,以及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共同影响了社区旅游发展和居民旅游收益,导致了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相对于区位条件和风景区治理模式等外在因素,毗邻社区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能动作用,促进社区与风景区协调发展。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古镇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

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关系到当地旅游业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态度冲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本研究以浙江省乌镇 458位居民为样本,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和信任旅游开发公司为调节,实证考察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是无关的平行构建,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弱化作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部分中介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以直接影响为判断依据会低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信任旅游开发公司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对明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获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中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成长型旅游的研究偏少。以安徽六安市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为例在问卷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研究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社区居民旅游宣传教育与自然保护政策相关建议。     

亚运会城市更新对社区居民影响的跟踪研究——基于广州市三个社区的实证调查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广州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触发了广州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涉及颇多社区与居民。现有研究仅关注亚运会前期的影响,缺乏对其后续影响的跟踪研究。本文对亚运会期间更新改造的三个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对比更新前后社区居民在物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受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更新缺乏对社区居民的全面考虑,更新改造导致部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社会网络破坏,邻里关系拆散,社区满意度下降。这场快速、效果显著的城市更新,在物质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对社区居民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作为与政府和开发商不均衡博弈中的弱势方,社区居民成为亚运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成本承担者。城市更新应更多关注社会利益与公众参与,提倡多元化的城市更新目标。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 —— 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居民感知的跨区域、 跨文化的共时性分析是该领域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选择世界遗产地西递和九寨沟为研 究案例, 进行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① 两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均表 现出积极态度, 但九寨沟居民的响应程度和支持程度更为强烈, 其旅游经济收入上要远高于 西递。② 九寨沟居民在旅游经济收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环境影响的上的感知均明显 强于西递, 同时在旅游经济成本感知上也明显强于西递。③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别从样本 基本特征中识别了西递和九寨沟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态度的相关因素和判别指标。分析结果表 明,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具有不同的旅游社区特征, 在旅游地性质、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产权归属、旅游管理体制、主客文化差异等社区特征上不同的东道主 社区应该有着不同的旅游感知。按照社会交换理论, 无论是从资产的收益权还是从受干扰补 偿方面, 西递古村落居民相对九寨沟风景区居民具有更高的收益期望, 这也导致了其实际获 益远低于期望收益, 故相对九寨沟居民, 西递表现出低估旅游经济收益、社会收益而高估社 会成本的倾向。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travel behavior of business travelers: A case study of MICE travelers to Qatar in the Middle East

Very few tourism geographe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way 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MICE) travelers search for information and their travel behavior based o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untry of origin. In addition,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examin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MICE travelers' decisions to visit a certain destination.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travel behaviors of MICE tourists. It also examin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ravelers' decisions to visit a certain destination in cross-cultural settings. The primary data,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cultural aspects of MICE travelers on their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travel behavior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elf-administered survey. The survey tool was composed of key elements—the country of normal residence, behaviors in information searching,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resent trip, travel behavior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ourists' choices and satisfaction, and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MICE travelers. The sample population was composed of Chinese-, Arabic-, and English-speaking MICE travelers at one of the top Middle Eastern MICE tourism destinations, Doha, Qatar. The relevant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MICE travelers at the Doha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main MICE sector setting in Doha.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which concern categorical variables, a series of chi-square tests for independence or relatedness were conducted. These tests are appropriate for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study revealed not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respondent group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destinations marketers should develop targeted market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nd travel behavior of each cultural group. Particular marketing implications for Doha are discussed.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新疆天山遗产地居民对生态移民的感知及满意度研究

在遗产地生态移民能否实现生态保护、改善民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多赢是遗产研究者、决策者和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对新疆天山的4个移民社区进行调研,从居民感知和满意度的角度评估移民效果。结果表明：（1）居民对经济、心理正面影响反对率高,社会影响感知存在分歧,环境正面影响赞成率高。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但居民收入、生活质量改善不大,社区归属感弱。（2） 居民满意度偏低。（3） 不同人口学特征、旅游依存度的居民感知及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事旅游业的居民收入和满意度最高,旅游富民作用和不足兼有。（4） 与定居民族比,游牧民族在移民后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更大。最后,提出改善居民经济条件,加强其知识、技能培训,社区赋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议。     

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

社区居民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社区居民越来越被整合到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 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的特殊情感联系, 对于深入理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地方感作为理论切入点, 以发展期望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地方感-发展期望-影响感知”理论模型, 并以安徽省天堂寨作为实证案例。结果表明, 地方感较强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更高的期望, 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能力更强。发展期望在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处于旅游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