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

随着信息经济发展壮大,软件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其空间区位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不断加深.文章以上海市软件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 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2 年及2008年上海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发生了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偏移.6 年间,软件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的时空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历史基础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交通通达性、自然环境及办公楼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影响较大,内资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本土快餐业空间扩散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快餐直营店的空间扩散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中国本土快餐企业老乡鸡直营店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总结了老乡鸡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扩散模式与集聚特征,进而分析了老乡鸡空间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年创立品牌至今,老乡鸡由合肥市的快餐企业发展为中国本土快餐业榜首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采取了深耕式、传染式、等级式及复合式等不同的空间扩散模式,空间扩散模式与路径转变的次序性内生于企业规模的演化;（2）老乡鸡门店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伴随着不同阶段扩散模式的多样化而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一般控制在200 km范围内,已由初期仅在合肥市内的单中心集聚向在安徽省内集聚转变,在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扩散布局的态势十分明显;（3）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原有门店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老乡鸡的空间扩散。在进入复合式扩散后,空间距离在老乡鸡空间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及对策研究

软件业是“知识经济”时代最典型的代表性行业，在发达国家软件业已成为最主要产业部门之一，中国已明确提出要把软件业作为21世纪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文章分析了世界和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论了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历史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软件产的发展思路对策。     

大连软件园的发展研究

软件业是“知识经济”时代最典型的代表性行业 ,软件园的建设是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发展软件业 ,把大连建设成为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是大连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 ,而软件园的建设将是大连实现其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作为中国北方最开放的城市之一 ,大连的软件园建设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软件园的创新机制、融资机制、人才战略和政府支持将是影响软件园发展成败的关键。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广东省利用外资的空间差异研究

广东省外资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总结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时空差异特征,根据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将广东省利用外资的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并分析各阶段的主要特点。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各市利用外资的空间集聚和差异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外资由分散分布逐渐趋向于集聚分布;外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集聚的同时,逐渐表现出向粤北地区扩散的趋势,粤北地区将有可能成为广东另一个外资集聚地区。     

基于ESDA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地理集聚分析

基于ESDA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利用2005-2011年省域就业人数,从全域和局域角度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地理集聚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呈东、中、西梯次递减的"半环状"发展格局,并存在显著性的地理集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金融业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地理集聚现象;房地产业在2008年和2011年存在明显的地理集聚现象;不同行业局域上存在聚类和异常值的省区分布有所不同;不存在地理集聚现象的三类行业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6年电子竞技企业数据,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① 中国电竞产业发展经历从“非法”到“合法化”的曲折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可分为“波动发展-蓄力扩散-集中爆发”3个阶段。② 电竞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集聚空间存在2级集聚中心,集聚模式经历了从“双核”到“单核”的结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竞产业向中南、华南地区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程度最高。③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政府政策、创新环境、经济外向度、用户规模是影响电竞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台商投资可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两岸关系稳定。基于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将大陆台资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并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台资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1大陆台资制造业行业结构有明显的阶段变化,与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2大陆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在集聚主导下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扩散态势,并由南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格局发展为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集聚中心,最后演化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中心;3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南部沿海地区的三类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高度集聚区,中西部则主要吸引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4不同阶段影响台商对大陆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的主导因子不同。     

湖南省产业结构效益研究

近年来,湖南省的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偏离份额模型对比分析,并从1996年以来与广东、泛珠三角洲地区及全国相比,湖南省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结构效益较差,三次产业结构阻碍了经济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为湖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产业集群的上海LED产业发展研究

产业集群是空间上的一种集聚现象,是带动地方积极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结合实际调研资料,作者对上海LED产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上海的LED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并呈轮轴式形态;上海的LED企业大多集中在近郊的开发区内,且集群效应显著。在集群的发育过程中,上海的LED产业集群还存在着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育不平衡、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应该优化上海LED产业结构、合理资源配置,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鼓励产业创新。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海市案例研究

大都市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大都市产业布局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都市区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更新,从而促使都市空间和产业格局不断优化。通过近二十年来上海市餐饮业空间数据分析,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关系。① 近二十年来,餐饮业总体分布格局由“一轴双核两片多点集中”的初始形态,逐步演化为“三核四轴四片多点集聚”的现状格局,餐饮业分布逐渐从“内环-中环-外环”向外扩散,呈现多方向多轴线、区轴连面的演化趋势。② 不同类型餐饮业分布与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以老城区布局为主,并向商业街区、金贸区、大学城等区域集聚演化明显;国际餐饮围绕历史租界街区布局,并向城市副中心、旅游吸引物区域集聚演化;休闲餐饮趋于城市公园、景区景点和科教中心周边集中分布。③ 餐饮业整体呈现“中度集聚-中高集聚-高高集聚”的集聚演化特征,休闲餐饮、国际餐饮的集聚演化更加显著;地理空间上餐饮业由市中心向城市东西向演化明显。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格局是影响餐饮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因素;城市更新引发的公共服务与旅游空间变迁,是不同类型餐饮业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因素。⑤ 城市更新改变了都市区发展肌理,促进了区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发展要素与环境变迁,不同类型餐饮业依据市场定位与选址偏好,在地理空间上随之快速响应,推动了大都市餐饮业分布格局演化与更替。鉴于餐饮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以及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中国城市日企的同业与同源效应——以京、沪、广、深为例

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甘肃省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及其拓展测度指标,对甘肃省所辖14个市（州）畜牧业综合质量、区域间引力值和断裂点距离值进行测算,分析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中心形成机理及其辐射范围。结果表明：甘肃省畜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梯度特征,并可划分为5级梯度。畜牧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已形成以白银市和甘南州为二级集聚中心的"双核心"空间结构：以白银为中心,辐射带动兰州、定西两个三级集聚中心构成了甘肃中部畜牧产业集聚区;以甘南为中心,连同三级集聚中心临夏带动陇南、辐射天水成为甘肃南部产业集聚区。以武威为三级集聚中心,辐射张掖、金昌等市形成河西走廊产业集聚区;以庆阳为中心,联动平凉市的陇东产业集聚热点区初步显现。本研究对分析产业空间结构特征和制定推动产业集聚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在中国、印度投资的比较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成为全球热点。根据2007年世界银行计算,中、印已分别成为世界第四大和第九大经济体。“关注中国和印度”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在加快进入中国、印度市场的投资步伐。作为同是亚洲近邻的日本跨国公司更是不甘落后,在对华、对印投资的时机、方式和区位选择上既存在许多共性,更多的是寻求不同点和差异性,以期达到规避投资风险,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     

辽宁省建筑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建筑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左右,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宏观分析全国建筑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辽宁省建筑业发展的现状和走向,然后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和回归模型对辽宁省2001～2009年建筑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辽宁省建筑业与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显著,即建筑业每增加1元可以带动全省GDP增长5.809元,然后从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全省"十二五"发展规划、建筑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完善市场运行体制及拓宽建筑业发展空间等几个方面,提出辽宁省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