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以汤口、寨西和山岔为例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业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一方面,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承载传统功能（如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等）,另一方面,旅游消费给予乡村聚落新的发展活力,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潜在功能逐步被挖掘。旅游发展进程中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人类适应性的科学研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对于指明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方向和促进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黄山世界遗产地汤口、寨西和山岔3个聚落为案例研究对象,解析了3个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模式,分析了聚落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3个聚落在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与模式：汤口呈功能耗散式转型与空间破碎化分异、寨西呈功能模块化融合与空间协同性演替、山岔呈功能自组织适应与空间核域式集聚,并相应形成“原地生长型”“就地重建型”“景村共生型”三种转型发展模式。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旅游市场需求为世界遗产地3个聚落转型发展的支撑力、行动力与驱动力,推动着聚落的转型发展。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视域下产业重构的理论解析与模式研究——以广西为例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1)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2)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3)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4)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红色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推进的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旅游类型,推动着乡村空间进行重组与再生产。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在构建乡村重构与空间生产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对马栏村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历程进行剖析,并探究马栏村空间生产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马栏村红色旅游发展阶段,将其重构划分成“起步”“发展”与“深化”3个阶段,目前尚处于“重构深化”阶段,仍有很大发展空间;(2)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得村庄的空间生产特征逐渐凸显,制度空间日趋合理有序,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渐融入当地旅游发展中,物质空间日趋多功能化,村落整体朝着良性发展道路进行转型;(3)空间生产与乡村重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对应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对应社会空间,而制度空间则是整个空间生产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对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丰富乡村重构研究,为传统村落重构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城镇化进程中张谷英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双重压力。以湘北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探索了传统村落功能转型的一般态势和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从功能转型来看,张谷英村正经历着传统生活功能向现代生活功能的转变、农业功能向旅游业功能的转变以及传统空间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变 ;从空间发展来看,张谷英村空间结构经历了空间缓慢发育、空间快速扩展和空间有序跃升3个阶段;从适应性来看,张谷英村正面临着村落文化冲突显性化、聚落空间结构空心化、道路结构系统衰退化以及村落土地利用粗放化等一系列问题;从发展对策来看,构建了集视角层、功能层、规划层和目标层于一体的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调控机制。     

1986-2010年成长型旅游小镇用地演变格局——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区三坡镇的案例实证

旅游小镇是近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热点和乡村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之一。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和高清遥感图像相结合的方法,反演了1986-2010年旅游城镇三坡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其土地利用在空间上表现为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交替,集约程度不断提高;扩张速度经过了缓慢增长(1986-1995年),快速扩展(1995-2005年),稳定发展(2005-2010年)3个阶段;在功能变化上,由传统城镇的单一功能向多元旅游功能转变。以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用地不断扩展为核心,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成为旅游城镇成长的主要形式。在驱动机制上,以自然地理环境约束为基础,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论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1)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2)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4)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     

工业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过程、动因与重构——以河南省曲沟镇为例

以曲沟镇多期高清遥感影像、问卷访谈及大量一手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型矩阵等方法,剖析了研究区1991-2017年“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引导其“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以工矿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增量显著,总体呈现高速扩展、局部集聚及多样化发展态势;② 生产空间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工业两强并存,工业生产空间嵌入到农业生产空间中形成“马赛克”式格局;③ 生活空间演变呈现空间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的趋势;④ 生态空间的变化则具备面积缩减与质量下降2个特征;⑤ 工业镇“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是乡村能人带动、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依赖累积、政府宏观调控及综合地理条件约束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边境地区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区,旅游业在其乡村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分析近30年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进而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 旅游发展驱动下,商品农业兴起,引发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② 传统自给农业随之衰落,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④ 在空间层面,耕地逐渐“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向口岸聚集;⑤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最后,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参考。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构过程通常由初始期、发展期、趋稳期、稳成期等不同阶段组成。本文在构建乡村重构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引入乡村发展指数、乡村重构强度指数和乡村重构贡献率的概念,选取大都市郊区和平原农区典型村域开展乡村重构过程的定量研究和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采矿业、旅游服务业转型,黄山店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重构,乡村重构过程依次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目前处于趋稳阶段;杨桥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社会经济重构迹象,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但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明显改观,目前村域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② 黄山店村快速的乡村重构是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等外源性因素及资源环境、区位条件、行为主体、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内源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桥村的重构历程主要受城镇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等外源性政策因素主导,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是导致其重构速度相对缓慢的根源。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

基于已有文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讨论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之间的关联。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乡村重构研究热点趋于多样化、分散化。“乡村旅游”作为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梳理二者的研究框架,得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从属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且突出概括农村经济重构过程。农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重构得益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动等结论。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②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③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且与总体最为类似;④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以无锡市惠山区为例

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村域聚落用地演变模式,从制度变迁视角讨论演变机制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980年代以来聚落用地增长近1倍,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呈倒“U”型变化,但集聚分布的格局并未改变;工业、旅游住宿、商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快速增长,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工业和旅游村聚落用地呈“飞地状”拓展,用地功能多元化、形态规则化,农业村聚落延续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制度变迁引导了乡村功能分异,加速了聚落用地类型及功能多样化,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工业城镇、旅游小镇和柔性集中居住”等模式引导聚落用地布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