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乡村空心化治理视角下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研究

解析耕地功能价值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关系,诊断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程度,对于有效治理乡村空心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典型区域的耕地资源特征,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分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1)辽宁省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呈现“西北优于东南”分异格局,仍具有提升空间;(2)辽宁省耕地价值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状态,形成“核心高、两翼低”排列格局,各地市之间差异较大;(3)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与价值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二者之间的空间集聚效应缓慢增强,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4)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其价值变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二者存在演化趋势的非同步性、时空分异的非均衡性以及动态关联的路径依赖等。研究旨在分析耕地功能价值的耦合协调,探讨乡村空心化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耦合视角下甘肃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协调度的时空跃迁特征与影响因素

探究乡村“三生”功能协同发展水平,揭示其演化进程中耦合协同关系的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及开创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局面。基于1998—2020年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构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逐步向良性、有序方向不断迈进,但耦合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2013年后耦合协调状态由严重失调状态转为基本失调状态的县域比例快速增加。(2)整体来看,全省中间区域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更加具有稳定性,而陇东南地区和酒泉市县域空间结构更加具有动态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增大趋势。各县域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较为稳定,其时空跃迁具有相对较强的路径锁定。(3)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镇辐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发...     

成渝城市群“三生空间”时空格局与耦合协调分析

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区,以区县为分析单元,基于土地利用分类数据开展2010—2020年“三生空间”功能识别及耦合协调研究,揭示“三生空间”功能空间布局、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的“三生空间”功能评分表测算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得分,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识别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冷热点分布及其变化,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各区县“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2010—2020年成渝城市群总体生产空间功能保持稳定,生活空间功能稳步提升,生态空间功能有一定下降。成渝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热点区分别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圈层分布”“双极核”“一热点两冷点”空间格局。耦合度、协调度高值区主要为成都市、重庆市主城区、部分地级市主城区,并在研究期内逐步扩散到周边区县。对于大多数区县来说,研究期间“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生活空间功能的增加,进而带来耦合协调水平提高。     

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关联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地质生态环境是承载城市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城市发展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从时间和空间层面上对二者演进趋势、时序规律和空间分异差异进行归纳和认识有助于促进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首先构建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SPSS21.0软件分别获得了1990—2015年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评价指标的主成分权重系数,及2015年重庆市38个区县若干地质生态环境指标水平与人口密度、人均GDP、城市空间发展强度、工业综合能耗等城市化指标水平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借助关联耦合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层面获得了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大小。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绿化生态水平分别对城市化系统和地质生态环境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 1990—2015年重庆市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从低关联—低水平耦合—严重不协调—城市化发展滞后,过渡到高关联—高水平耦合—高级协调—地质生态环境滞后阶段; 2015年重庆市38个区县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存在显著的分区差异,渝西较发达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普遍高于渝东北和渝东南远郊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耦合度、协调度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正确辨识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和特征,通过城市规划的主动干预作用,采取适当的城市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战略对促进地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的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

明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是有序实施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前提与基础。重庆市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突出。本文以重庆市为例,探讨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诊断国土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和韧性3维属性的时空演变趋势,识别县域单元所处适应性循环阶段,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明确基于分区的生态修复策略。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重庆市国土空间系统3维属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当前各县域单元大多处于重组阶段、开发阶段和协调开发阶段,少部分处于保护阶段,尚未进入释放阶段。② 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包含4个大区和9个亚区。总体而言,生态修复区应关注建成区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综合改良与治理力度;生态提升区应逐步提高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标准,优化各类生态要素的协调度,提升综合生态效益;生态控制区应限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降低人类活动干扰的负面影响;生态保育区应优化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加强生态保护区管理与生态问题治理。     

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耦合协调的 时空分异及响应

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值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运用PVAR模型考察其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6年两系统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空间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高协调区集中在东部城市;②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关联性,低-低集聚城市数多于高-高集聚,协调发展领先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生态治理绩效对绿色创新效率响应较弱,而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治理绩效响应则较强,且二者均对自身依赖较强,未来优化其互动机制应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响应——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值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运用PVAR模型考察其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6年两系统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空间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高协调区集中在东部城市;②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关联性,低-低集聚城市数多于高-高集聚,协调发展领先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生态治理绩效对绿色创新效率响应较弱,而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治理绩效响应则较强,且二者均对自身依赖较强,未来优化其互动机制应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东北三省县域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的空间关系研究

开发与保护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科学测度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的关系,可为制定合理的区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参考。以东北三省179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InVEST模型分别评价县域开发强度和生境质量,并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东北三省在开发强度提升的同时生境质量出现持续退化,开发强度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城市群地区突出”的分布特点,生境质量分布与之相反;2)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呈明显的空间负相关关系,且不同相关类型出现空间分异,吉林西部生态脆弱区二者空间相关错位显著,区域开发与保护面临严峻挑战;3)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为主转向初级协调为主,且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二者空间耦合关系虽有变好趋势,但局部不协调问题仍不可忽视。     

基于“重要性—脆弱性”分析框架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研究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不仅是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高效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该文基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中“保护+修复”的双重内涵与要求,构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的“重要性—脆弱性”协同分析框架与技术路径,并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依托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开展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与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的空间集成和综合分区研究,进而提出差异化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治理策略。结果表明：1)江津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009-2019年江津区ESV呈下降态势,ESV低值区挤占ESV高值区现象明显;2)江津区生态脆弱性总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纵向空间格局,长江干流及其沿线水域生态脆弱性整体较高,且长江北岸生态脆弱性略高于长江南岸;3)江津区生态脆弱性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人口密度、人均生态用地面积、地均GDP、土壤侵蚀强度、生物量和植被覆盖度;4)基于“重要性—脆弱性”协同分析,将江津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区分为源地保护区、自然修复区、人工修复区、生态重建区和适度发展区5类区域。     

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山区人地矛盾突出,其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解决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是山区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环境建设中的重点。文章选取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度、协调度等方法测度人口、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度与协调度发展特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向好,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期间I_pop、I_eco分别提升0.259、0.487,I_agr下降0.398。②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关系日益密切,协调性总体不断增强,但系统协调度明显低于耦合度,系统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趋势。③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性具有空间差异,大致呈东高西低,七星关、赤水和习水等县区协调度较高。④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县域耦合度提升到高级耦合阶段,但多数县区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甘肃省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空分异及态势分析

以甘肃省土地开发强度与土地供给能力的协调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指数计算模型、协调度模型和R/S分析方法研究了2001—2016年甘肃省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空格局分异及态势,以期对国土开发利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推进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甘肃省土地开发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土地供给能力变化幅度较小,基本保持在0.4左右。(2)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间上呈现上升—下降趋势,空间上呈现从河西走廊地区向陇东、陇南地区递增的空间格局,且河西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协调状态不稳定,协调等级较低。(3)各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仍然会以延续过去变化态势为主,其中张掖市具有较强持续性,而其余地区持续性相对较弱。整体上,甘肃省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仍十分明显。为了满足将来土地开发利用的需求,各市州要明确发展定位,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利用强度。     

贵州乌江流域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

贵州乌江流域是典型的山地流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恶劣,人口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探究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对于推动流域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1~2015年贵州乌江流域各区域相关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弹性、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空间自相关和重心分析等方法对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在总量规模上,流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度较高,但流域内各区域却存在差异。② 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流域中部区域较高且由中部向四周逐渐降低。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在全域空间上莫兰指数值逐渐变小,表明流域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性在减弱,人口、经济发展的空间独立性逐渐增强。③ 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逐渐向远离流域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移动,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发生偏离,贵州乌江流域存在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2005~2015年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及其协同与权衡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为例

基于2005~2015年近10 a面板数据,在测算重庆市沙坪坝区耕地多功能基础上,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多功能间协同与权衡关系,据此构建耕地空间组织经营模式。结果表明：耕地生产功能、景观游憩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及建设空间储备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差异显著。耕地“生产-景观游憩-社会保障”功能间存在两两协同关系,且协同度均值 “生产-景观游憩”>“社会保障-景观游憩”>“生产-社会保障”;耕地建设空间储备功能与其他3项功能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据此构建了“一带两区”即山地休闲农业带、郊野农业游憩区、传统农业提升区的耕地空间组织经营模式。     

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集成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从镇域尺度探讨了1990-2015年珠海市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演变在1990-2000年间相对平缓;而在2000-2015年间相对剧烈,总体上全市耦合协调度均值由1990年的0.65降为2015年的0.59。2）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下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整体呈西部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东部的分布格局。3）根据地理探测器的结果可知,土地垦殖率、种植业占GDP比重、各类作物产量、化肥农药施用量等是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演变的主导影响因子。     

“交旅”融合下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协调格局研究——以长三角41市为例

长三角是众多旅游要素的集聚地,高速交通的要素集聚与扩散效应对城市旅游效率增长至关重要.以长三角41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构建高速交通与旅游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在采用VAR模型验证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关系,以及构建二者耦合机理基础上,综合采用TOPSIS方法、Bootstrap-DEA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5-2...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三元空间视角下长三角四省市旅游空间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三元空间为研究视角,对旅游物理空间、旅游信息空间和旅游人本空间进行内涵解释并构建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四省市为研究区域,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等,测算2013—2018年旅游三元空间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各子指标对系统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四省市的三个旅游空间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上升态势,旅游物理空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旅游人本空间次之,旅游信息空间的发展程度最低。从综合评价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海市和安徽省均属于旅游信息空间发展优先型,江苏省和浙江省均属于旅游人本空间发展优先型（;2）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看,旅游空间呈现出不断协调发展的趋势,但整体耦合协调程度还处于中低水平,四省市的两两空间耦合度好于三元空间耦合结果（;3）从指标关联分析来看,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均对三元空间耦合协调度有较大影响,灰色关联度全部处于“强关联”或“较强关联”状态,但不同空间的二级指标影响力不同,对不同省份的影响程度也略有差别。     

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为例

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为例,从城市与区县两个尺度,研究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3个都市圈的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差异均呈现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2)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一致性,“组团式”格局明显,南京都市圈的区域差异均最大。(3)3个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处于中级及以下协调水平,且分布呈空间依赖性;住房价格与城市系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且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既表现出共振性又表现出尺度敏感性。(4)根据协调状态及主导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将城市划分为6种类型,区县划分为8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