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住空间关系研究的比较述评与展望

职住空间关系因其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要素关系而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职住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各学科关注了职住关系问题的不同方面,其研究立场和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梳理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观点以及存在的争议,从学科背景这个全新的视角探寻了研究结论差异性的根源,进而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分析发现：社会学侧重于社会政策和个体属性差异影响下的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研究,对“职住空间错配”假说的存在有较大争议;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职住分离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规划学者试图通过测度城市通勤验证职住平衡的有效性,虽然备受争议,但其仍是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和指导思想;城市地理学则从宏观的空间测度和微观的个体行为变化洞悉城市空间重构及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总结认为,地理学者应在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宏观方面要加强基于大数据和全要素信息的职住空间关系集成模型构建和精细化模拟研究,微观上,基于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职住关系对个体或特殊群体的影响及其响应的系统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珠海市职住空间特征研究

深入分析职住平衡的概念及内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提出了两种职住平衡测度方法。采用移动手机定位数据对珠海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通勤距离、通勤来源进行了分析,同时测算了各规划分区的职住指数。结果表明：就业地与居住地在空间分布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全市居民以短距离通勤为主,平均通勤距离为2048m,各规划分区的居民通勤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各规划分区有80%以上的居民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居住。同时,从自然、规划、政策方面分析了职住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和人口空间配置、打通各规划分区之间交通瓶颈、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建议。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基于感知的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机理

职住空间关系是洞悉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并揭示城市成长与演化规律的重要研究视域.本文构建了生活实践及其感知视角下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框架和结构变量作用路径假设模型,基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感知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两个方面剖析了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机理.研究表明:①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     

职住空间关系影响传染病传播的模拟研究

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     

多中心城市中山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

以低密度多中心城市——中山市为例,采取政府主导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40445 个调查样本,应用ArcGIS 等分析工具,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的个体属性与职住地点等信息,对居民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向进行可视化,分析中山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格局。结果表明：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圈层结构均不明显。全市职住空间分布整体较均匀,主城区职住基本平衡;周边镇区尤其是西北组团、东部组团职住比高,而主城区较低。全市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显著低于国内大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主城区和外围镇区间的通勤量及其比重小,全市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外围―中心“钟摆式”通勤,在通勤方向上更多表现为内―内通勤和外―外通勤。居民的职住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与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以及交通设施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低密度多中心的城市职住平衡程度高、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较短,而主城区与外围镇区通勤联系不紧密。     

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 现象逐渐凸显。尽管城市地理学者逐步关注转型期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变化对居民通 勤行为的影响,然而深入探讨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于对北京城市520 户家庭、806 个通勤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 模型验证了居住区类型、家庭及住房状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等居民职住分离程度差异性 的影响,从而折射城市转型过程中宏观制度性及结构性因素(如土地市场化改革、住房政策、单 位制度改革、城市空间扩展等) 对个体日常生活经历差异性的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北京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

职住空间作为城市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态结构、居民的行为体验以及社会的和谐宜居,长期以来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论文利用覆盖北京全市域并持续1个月的1亿多条手机信令数据,基于DBSCAN的聚类方法,通过OD定向联系,识别出同时具备居住—就业关系特征的职住空间。在此基础上,针对北京市辖区、环路、街道乡镇等不同空间尺度,综合运用空间错位指数、职住偏离度、职住分离率、通勤流动率等计算方法,研究北京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就业空间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征;② 基于各个空间尺度、不同测度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职住空间的不匹配程度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的态势,但基于街道乡镇尺度呈现出由内向外更细化的就业集聚—居住集聚—二者均衡的三段式变化特征;③ 无论是就业空间高度集聚导致的非集聚区就业岗位数量不足,还是包括就业高集聚区在内大量区域出现的双向通勤现象,均说明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空间重组的必要性。     

居住区位感知下的北京与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

户籍进入限制是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在此影响下,当地户籍与非当地户籍居民形成了差异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本文基于居住区位感知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剖析了北京户籍与非北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影响两大居民群体居住区位决策的空间要素...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职住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产生分离现象, 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 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入手, 分析其对城市职住分离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477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本文提出3个理论假设, 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部分验证:①职业类型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仅体现在服务业, 当仅考虑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时, 从事服务业居民承担的职住分离程度更小;②从居民信息化程度来看, 居民的手机上网流量越大、家庭网络时长越长, 则承担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 但这种正相关较弱, 而手机个人拥有数和便携式电脑家庭拥有数与城市职住分离没有相关性;③从个人属性来看, 个人月收入对城市职住分离的正相关影响最大, 性别、年龄则没有相关性。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近10年来苏州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演变及类型划分

基于2010年和2019年高德地图POI数据,运用缓冲区、标准差椭圆和最近邻层次空间聚类法分析近10年苏州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苏州主城区居住郊区化和就业多中心格局显著,职住空间呈"南—北"向分布且重心南移,职住热点区分别展现"凝聚型+扩散"和"分散型+向心"的动态分布;从分产业角度按集聚分区测度方法将职住空间划分为7种类型,即居住主导型、制造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制造业+服务业主导型、居住+制造业主导型、居住+服务业主导型和职住均衡发展型;根据类型区不同特征,概括出3种演变模式,即核心区服务业拓展模式、近核区职住均衡化模式和远核区职住稳定发展模式.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基于百度热力图的银川市中心城区职住关系研究

“职”和“住”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职住关系反映了城市秩序与效率。以百度热力图、百度路况图所提供的实时动态大数据为依据,配合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分析了银川市主城区职住关系。结果表明：在一个工作日内,上班时间段内,教育、商业用地上的人口聚集力度更大,而在休息时段,居住用地上的人口聚集状况更明显,二者表现出大致反向的趋势。这意味着上班时段内人口大量离开居住区,百度热力下降;而下班时段又返回居住区,百度热力上升,居民在工作地—居住地间存在着节律性的钟摆式流动。上班时间段内人群高度集中的区域大部分是商务中心、城市综合体、高等院校、医院和物流中心等工作地;休息时段人群高度集聚中心由就业中心转为居住区和休闲购物区,说明整个城区存在一定的职住分离。银川市职—住比介于0.34~3.4之间,职住相对平衡;但区域间差异较大。总体来看,城市中心区比外围区的职住平衡更明显。依据职住比,将职关系划分为基本平衡型、 轻微就业倾向型、 严重就业倾向型、 轻微居住倾向型和严重居住倾向型五类。     

职住分离的度量方法与空间组织特征——以北京市轨道交通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万份调查数据,构建了以通勤时间/距离为基础数据的职住分离度量模型,即基于频数分布法的通勤时间/距离和基于不同时段/区段范围内居民分布结构的"职住分离强度指数".根据上述判别模型与计算结果,发现:①各样本区居民通勤时间普遍增加,城市外围区轨道交通沿线居民通勤时间多数集中在40分钟以上,自购居民的通勤时间...     

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出行行为和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与前景

手机信令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获取成本低、时空精度较高、稳定实时追踪等优势,能够有效识别大规模人群的空间活动和出行特征,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交通大数据类型之一。文章在手机信令数据的分类和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在职住空间关系和交通出行行为研究中的技术应用,随后结合上述应用成果和已有文献对其在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和场景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出行行为和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框架、应用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内容与技术创新方向。目前,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领域中的应用包括职住地识别、职住关系和通勤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在出行行为领域中的应用包括驻留-出行识别、出行方式和路径识别,以及人群移动普适规律解析。以上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服务交通碳排放领域研究,为交通碳排放测算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关注长时序动态追踪、大范围对比分析以及人口和交通新现象研究,并注重多源数据的融合、传统方法与机器学习的结合以及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基于协同区位商的北京城市职住要素空间关联

就业地和居住地是城市居民工作以及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样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性研究对深刻理解职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协同区位商方法,对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总体特征和局域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协同区位商作为一种测量点要素之间联系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应用到职住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