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社区人居环境特征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城市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农村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城市型社区,社区人居环境多样化、多变化。在城市化影响下,这些社区人居环境呈现一定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通过选取典型社区,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村到城乡过渡型社区,建筑面积比例显著增加,道路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而林地和草地面积比例逐渐减少,景观格局逐渐变为景观类型较单一、以现代建筑为优势景观的状态,景观趋于破碎化,形状略趋复杂,城市居住小区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则相对合理,但景观高度破碎化、形状较规则。②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型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均逐渐变好,城乡过渡型社区和农村尤为明显,城市居住小区质量明显高于过渡型社区与农村,且除城中村之外,从农村到城市居住小区社区城市化程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③城市化总体上促进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但对社区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规律,对于环境质量、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不确定性定量评价 ——-以长沙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前提。只有实现两者的协调,才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评价,是测度两者发展状态的工具,对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 示功能。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存在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其中存 有多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如何建立评价体系,采用什么样 的方法进行评价是当前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引入模糊数学方法,提出了一套基于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价方法与模型,并将该方法应用于长沙市的实证研究中。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大体吻合。该方法不仅能反映城市发展整体协调状况,而且能模糊辨别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演进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居安全协调发展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人居安全反映城市社会中的与人们居住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给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影响状况。从城市人居环境的角度,提出人居安全的概念,并以大连市为例进行深入探讨。在研究大连市的人居安全和城市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度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探究两个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连人居安全状况良好,可将1990-2004年的15年分3个发展阶段;大连人居安全与城市化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系数达到了0．960;大连市人居安全与城市化的协调度指数多在0．7-1．0之间,反映出协调度状况良好。     

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与城市化关系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地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向乡村转化的过渡地带,也是土地与空间利用方式最富于变化的地域实体,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具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敏感性特征。城市人居环境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系统背景下,进行着居住、工作、教育、卫生、娱乐等活动从而在城市立体式推进的过程中创造的环境。它是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空间要素的统一体。首先,构建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边缘区人居环境的发展指数,然后,根据最近几年的数据对人居环境发展指数进行预测,最后,对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利用回归模型可以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舒适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人居环境评价--以泰安市为例

综合考虑城市人居环境舒适度的内容和内涵,建立城市人居环境舒适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泰安市为例进行评价研究。从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两方面考虑,列出60多个因素作为调查和评价的因子,建立城市人居环境舒适度评价的基本框架,用社会调查统计法对城区内有代表性的居住地域进行综合评价。指出泰安市区人居环境总体处于发展阶段,并提出各居住地域的优化措施。     

快速城市化地区水系结构变化特征——以深圳市为例

为了探讨城市化对水系结构的影响,应用深圳市1982、2002年的二期水系详查图,定量分析了水系长度、密度、分枝比、分枝能力和分维数等参数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深圳市的河道总长度减少、密度减小, 河道数目减少, 特别是低级别的支流减少较多; 河道的分枝比和分枝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弱化, 单个水系片区和全市的河流分维数都下降,河流具有简单化的趋势, 河流的多元化特征削弱; 对于不同水系片区来说, 其变化速度不同, 表明城市化过程对水系结构的干扰存在空间差异性。建议强力推进河流的蓝线规划和滨水区的开发管理, 将水网的保护和规划纳入到城市规划的管理范围; 注重在开发利用中的保护, 减少各类新建城市用地、农用地整理过程中对水系的破坏; 加大水土保持力度, 减少因水土流失导致河流淤塞; 加强管理, 严禁向河道中倾倒垃圾。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城市化地区专项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评价中,除基础评价外,还需针对城市化地区存在的特殊问题开展专项评价。但现有相关研究大多较为复杂、难以操作,且较少考虑目前中国城市化地区之间存在的发展水平差异,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本文根据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地区资源环境凸显的主要问题,从城市人居环境入手,选取城市黑臭水体和PM2.5超标天数2个要素设计城市水气环境黑灰指数,作为城市化地区专项评价的主要指标;同时考虑到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导向差异,以京津冀城市化地区为例开展试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化地区的104个区县中,47个区县为重警,46个中警,仅11个为轻警,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重警区县主要集中在京广高铁沿线,与地区主要交通线路分布及钢铁工业聚集格局一致;轻警区县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张承地区及东部沿海,工业相对较少,且地理位置有利于污染物迅速扩散。城市化地区专项评价作为基础评价的补充,能更清晰地反映现阶段影响城市人居环境的主要制约因子以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差异,评价结果可为城市化地区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发展战略研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提供科学依据。     

县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分析方法——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问题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目前有关环境与经济协调程度的分析多是基于人均经济指标与人居环境指标的对比分析.人均指标反映出了经济与环境协调的潜力与可能性,但不能真实地反映区域,尤其是对自然环境依赖程度较大的农区及牧区经济与环境协调的程度.本文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分析中,加入了反映环境变化的因子,提出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概念模型;并利用国土空间开发综合评价指数和归一化植被指数多年变化线性斜率值对指标进行了量化,分析了西藏自治区县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情况,区分了协调县区和不协调县区,从经济与环境协调的角度探讨了各区经济发展的方向.该研究为分析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评价——以民勤地区为例

在分析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特征的基础上,以民勤地区为例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用协调发展程度计算模型,采用灰色系统方法对该地区过去及未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计算并预测。结果表明,民勤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其未来10 a协调发展程度呈下滑态势;从发展能力、协调能力、可持续能力三方面采取措施后,对主要影响因子重新预测后其协调发展程度呈上升趋势,最后提出民勤地区协调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地域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在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发展系统中,城市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本底基础,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地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整体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协调指数级别差异显著,呈自然状态分布;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地带性差异,且地带之间差距有缩小趋势;协调指数较高的地市呈现以点状高度集中分布的极化格局.协调度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且时空差异显著.协调度指数与相邻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之间在区域上呈现宏观尺度的高度空间关联.     

我国重污染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辽宁省本溪市为例

以终端治理为主的综合整治是针对重污染城市环境问题一个重要举措，但其根本的解决途径在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本溪为例，提出了重污染城市的城市建设的各个层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实施方案。     

主成分分析方法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以新疆为例

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及采用此法做综合评价的原理和步骤，并用两个方面的实例具体阐述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应用，最后对这种方法的特点及应用中须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     

城市化主要对象与最低经济门槛作用机制在中国的五次偏离

目前很多学者从宏观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分析中国城市化滞后现象得出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微观角度运用比较分析法，把中国城市化进程放在世界坐标中进行研究，亦另有所得：中国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弱质化，就业支柱产业的转换落后产值支柱产业，人口规模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公，而使流动人口经济收入过低，达不到城市物价水平，偏离了城市化主要对象与最低经济门槛的作用机制，导致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无法跨过城市化的最低经济门槛顺利城市化。因而，中国要大力发展传统产业，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重新分配国民收入，恢复这一机制在中国的正常运转，才能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福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人文驱动力研析

在分析1996～2004年福州市城市化发展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探求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选取代表性指标对建设用地和耕地数量与各自的驱动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构建了驱动模型。结果表明：（1）1996-2004年，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较大；（2）地均GDP的提高、GDP总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建设用地拓展的主要驱动力；（3）耕地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则是建设用地占用、粮食播种面积和耕地保护政策强度。     

青岛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性的定量评价

从协调性视角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两大子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然后借助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数,计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而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状况。结果显示:青岛市自2000年以来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生态环境;青岛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这一复合系统的协调性基本处于失调状态,初步确定生态环境发展相对滞后于城市化是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青岛市经济结构重型化、工业三废排放量大、资源和能源相对短缺以及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差异性的存在制约着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

地理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１９７２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和１９９２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但是，在我国，关于地理环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仍然很不够，这是由于在本世纪中期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反省。关于地理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认识不够主要表现如下诸方面。在理论上，许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彼此差异甚大，某些研究者甚至发表自相矛质的和混乱的见解，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究竟是起决定作用，还是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或者是起影响作用，直到目前仍未得到一致认识。而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仍然很普遍。因此，地理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在国民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实践中都有必要进一步予以探讨。     

绿洲经济不发达的成因分析与战略思考——以新疆为例

干旱区在世界和我国都占有较大面积,绿洲作为干旱区经济活动的主阵地,绿洲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和我国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我国新疆绿洲经济特性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绿洲经济不发达的形成机制,指出绿洲的孤立、封闭更有甚于水资源不足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加强绿洲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区域组织管理和现代绿洲经济体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与经济要协调发展、发展目标和措施要与绿洲自身状况相适应、培养内生机制、建立绿洲高科技工业园等战略框架。     

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

地理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但是,在我国,关于地理环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仍然很不够,这是由于在本世纪中期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反省。关于地理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认识不够主要表现如下诸方面。在理论上,许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彼此差异甚大,某些研究者甚至发表自相矛质的和混乱的见解,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究竟是起决定作用,还是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或者是起影响作用,直到目前仍未得到一致认识。而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仍然很普遍。因此,地理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在国民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实践中都有必要进一步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