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动态的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特征与路径

从企业进入、退出和演替等企业动态视角,揭示区域产业演化总体效应和规律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2010和2020年珠三角主要产业门类企业兴趣点POI数据,分析产业空间格局特征的变化,识别企业动态的热点区位,并通过数据挖掘揭示产业升级路径与关联规则,探讨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的模式与规律。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第二、三产业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模式,企业进入、退出、演替在空间上具有显著差异,原有的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强化。产业升级与产业关联强化是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产业空间演化遵循制造业向服务业演化、制造业内升级、服务业内演化这三类产业升级路径,从低附加值的服装纺印、电子仪器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机械零件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化;另一方面,有关金融保险、机械零件、网络科技、商务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更广泛且稳定。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的核心地带吸引更多高附加值、关联稳定的企业进入,而东莞、佛山、江门等专业镇转型地带和后发地区的低附加值、关联不稳定企业发生退出,广州、佛山的中心城区作为传统制造业中心是企业演替与更新的热点地...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

对于企业出口动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支撑贸易增长、贸易方式结构变化的机制。本文描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格局,并从地方出口多样性的角度解释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在2003—2011年,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在时间上呈现从高速增长到稳定增长的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地区集聚特征,贸易高进入型地区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且在一般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受到产品出口多样性和市场出口多样性影响,产品出口多样性主要依靠信息发现效应提升地方企业出口市场进入率,并不能阻止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市场出口多样性不能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但可抑制在位企业退出市场,且这种风险分散效应对于一般贸易更强。此外,对于能够在多次或持续出口的企业而言,出口产品相关多样性能够降低地方企业出口退出率,表明出口学习效应的效果可能与企业参与出口的时间有关。     

中国互联网企业生存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双创”政策引导下中国创业进入黄金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新动能。论文基于1994—2019年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和生存分析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呈现前缓后陡的“S”型特征,不同代际的企业生存能力存在差异,但年轻企业的高生存风险在各个世代普遍存在。② 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从现存数量看,大城市明显占据优势;从生存时间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随着产业发展与进入数量激增,东部的资源优势与竞争压力并重,中部城市的生存优势反而有所显现。③ 个体、世代与环境因素对企业生存均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表现为稳定的保护作用,规模越大、获投轮次越高越有利于生存;较早进入的创业企业生存质量明显较高,创业环境对企业生存整体表现为风险因素。④ 随世代推移,企业规模与周期特征的保护作用下降,区域的孵化环境由激励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基础设施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研究可为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浪潮的纵贯解读提供实证支持,并为创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案例。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汽车产业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变革时期。近年来,中国兴起了造车热潮,大量新创企业进入到汽车制造领域。伴随着中国汽车销售市场下行,新创汽车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基于均质背景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空间格局;基于非均质背景的核密度分析方法,识别新创汽车企业高退出风险的“热点”区域;运用二值Logit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高进入地区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数量较多,企业退出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态势;中国沿海和沿长江多个城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规模较大。② 高退出风险“热点”区域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春市、吉安市、山东省烟台市、安徽省池州市、铜陵市等地。③ 相关多样化降低了新创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非相关多样化增加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城市原有的整车产业关联密度越高,整车企业规模越大,新创整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高全球化水平、高国有工业依赖度、低税收负担率有助于降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     

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

产业地理学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理论揭示了产业地理不平衡分布的内在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的历史视角,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渐进演化机制,认为地理邻近性不是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认知邻近性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从认知邻近视角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动态演化规律,总结出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即一个企业或区域进入（或退出）某项经济活动的概率是该企业或地区拥有的基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函数。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关联法则涉及的关键概念,梳理企业和区域尺度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关联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补充和拓展。本文指出：① 在认知邻近视角下,基于资源转换和组织学习等理论基础,关联法则研究了企业或区域发展新产业与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② 关联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区域尺度,还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和韧性等。③ 外部联系、冲击以及内部制度环境等可能会降低区域产业动态对本地产业基础的依赖性。关联法则指出中国区域需培育内生发展模式,围绕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发展区域产业和实现区际产业优化布局与分工,逐步建立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韧性,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中国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空间差异性研究

在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分析基础上,探究了旅游溢出理论,将其产生机制归纳为知识溢出、市场溢出和竞争效应3个方面。实证分析中,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大陆31个省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对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全局分析得出中国入境旅游在邻近省市以集聚与合作为主,邻近省域入境旅游发展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辐射带动作用,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入境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局部分析发现,随着入境旅游的发展,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断强化,中部部分地区提升幅度最大;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贡献最大,西北地区相对最小。     

Spatial and Sectoral Patterns of Firm Entry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atterns of firm entry across sectors and space. Based on Pavitt’s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tegories—supplier-dominated, scale-intensive, specialized suppliers, and knowledge-based—we use China’s firm-level database, covering all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sales above 5 million RMB from 1998 to 2008,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spatial patterns of new entry firm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firm heterogeneity. Based on our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key findings. First,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sectoral pattern of new firm entry. Seco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pplier-dominated industry to a scale-intensive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08 in China has largely influenced spatial patterns of new entry firms (mainly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ntry similarity between regions).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mainly firm ownership, firm size, and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ffecte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new entry firms.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conclud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in reveal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ew entry firms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China, firm entry, firm heterogene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sect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阿里巴巴平台数据,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考察“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企业层面而言,“互联网+”阻碍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具体分企业规模来看,“互联网+”能够促进大型企业就业增长,但对小微企业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就行业层面而言,“互联网+”程度加深对行业就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产业集聚来看,地方专业化、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内竞争三类集聚动态外部性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和行业就业增长,但地方专业化和产业内竞争会阻碍“互联网+”对行业就业带动作用的发挥。此外,“互联网+”和产业集聚的就业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     

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生存的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以P2P网贷行业为例

以P2P网贷平台为例,探究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生存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P2P网贷平台寿命的城市差异较大,平台上线和退出主要集中在深圳、上海、北京及其周边城市.②平台经验和较高的城市经济水平有利于平台存续和合规发展,但城市内部的风险传染值得关注;鼓励性政策有利于合规平台生存,但也会提升问题平台的非正常退出...     

中国城市日企的同业与同源效应——以京、沪、广、深为例

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深圳市入境旅游客源地竞争态变化趋势研究

深圳市入境旅游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一直缺乏相关研究。本文采用了市场竞争态模型对深圳市主要入境旅游客源地进行分析,总结出主要客源地的市场竞争态,继而针对不同的市场态势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针对该模型存在的不足,使用一元回归预测方法进行弥补,由此得出深圳市不同的市场态势及相应的旅游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