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基于江西省254户农户调查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地域差异实证分析——基于武汉市东西湖区84个样点的分析

现阶段中国宅基地“乱象”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围绕宅基地退出问题从各个视角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作为外生约束条件,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收益性空间界限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收益空间界限模型;并以2015年武汉市东西湖区84个宅基地样点为对象,从微观尺度单元视角对城乡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综合收益地域差异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城乡结合区农户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综合收益为正(B>0),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较好,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较高;而城市中心区和偏远农村地区宅地基退出外部环境综合收益为负(B<0),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较差,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不高。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宅基地退出管理中“因地施策”,构建“城乡互助”宅基地退出机制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

对重庆市贫困与生态脆弱区的云阳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76 户农户调研基础上, 将农户划为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和弃农农户, 基于生计视角对农户转户退耕决策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农户兼业普遍, 兼业是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从纯农户到弃农农户, 农户生计资产依次递增, 尤其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②随着兼业程度提高, 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多元化。纯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土地;农业主导户开始选择非农兼业;非农主导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最高;弃农农户生计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③生计是影响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的关键因素:纯农户生计资产匮乏, 决策受政策导向明显;作为理性经济人, 对土地经济收益的依赖使农业主导户转户退耕意愿不明显, 对政策响应平淡;非农主导户将权衡转户退耕的补偿与损失, 政策响应模糊;弃农农户资产丰富, 对转户退耕决策响应积极。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生计视角, 本文提出了理性政府行为的3 大对策, 即:建立转户退耕的社保及补偿、激励机制;基于农户生计视角, 实施各种工程措施及惠民政策,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针对不同区位的农户实施差别化的政策。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展空心村整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破解土地供需矛盾,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空心村整治必须以农户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农户意愿是决定空心村整治成败的根本因素。以山东省禹城市为案例区,基于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和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空心村整治的农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抽样调查显示:27.1%农户无条件赞成空心村整治,59.9%农户表示依政府补偿而定,7.1%农户不赞成,5.9%持无所谓态度。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农户意愿选择与户主的年龄、家庭子女情况、家庭收入构成、房屋建设年限、房屋建设面积、居住区位、承包耕地面积及村庄空废宅基地比例显著相关。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农户意愿选择考虑最多的因素;除农户户主年龄之外,户主自身的其他特征对意愿选择影响不显著;空心化程度越严重的村庄,农户赞成整治的可能性越大,而其他村庄环境因素影响不显著。传统农区空心村整治,应建立区域土地统筹配置机制,显化传统农区农村土地价值,减轻空心村整治给农户带来的经济负担;完善农户家庭利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合法利益,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制定空心村整治中长期规划,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分片区有序推进空心村整治。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Impact of Wheat Price Change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Fallow

After operating for four years, the fallow project in the groundwater funnel area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has produced an initial water-saving effect. However, groundwater funnel remedi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and grain price changes over time may affec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fallow. Based on the estimation by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fallow compensation and planting income is analyzed bas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farming households in Hebei, a typical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groundwater funnel area. Using this data, the impact of wheat price change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fallow is simul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wheat price changes affect farmers' expected planting income and consequently their willingness to fallow; 88% of farmers would be un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fallow with a 0.1 yuan per 500 g increase in the wheat price, whereas 71.4% of farmers would b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fallow with a 0.2 yuan per 500 g decrease in the price. Final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such as the recommendation that the fallow compens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wheat price multiplied by the average wheat yield of the three years before fallow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商丘市构建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探讨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两难"问题的突破口。商丘市作为河南省农村空闲宅基地退出机制改革试验区,探索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从阐释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历史背景、改革方向和驱动因素入手,总结提炼出迁村并点、村企合一、原址改造、整村搬迁和中心社区集聚5种退出模式,并分析退出后的资金保障、补偿标准、产权关系和整理复垦等关键问题,为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湖南省县域乡村反贫困绩效评价与空间分异特征

综合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基本生存绩效、自身发展绩效,县域扶贫绩效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2017年反贫困绩效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贫困农户一般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自身发展绩效水平得分较高的区域大多处于武陵源区、鹤城区等城市市区周围以及罗霄山片区,而雪峰山脉周围县市则普遍较低;县域扶贫绩效水平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零散,大致位于各城区周围,而省城或西北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中南部绩效水平还有待提高。② 反贫困绩效总体上呈现出高、中、低3种绩效水平交替分布的空间特征,愈靠近武陵源区、鹤城区和长株潭地区的贫困县市,综合反贫困绩效水平愈高。③ 县域发展情况是影响湖南省反贫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农户条件与乡村状况是基础性因素,自然条件是重要因素,各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不存在独立作用的因素,体现出湖南省反贫困绩效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特征。     

黄淮海平原农区典型村庄用地扩展及其动力机制

以地处黄淮海平原农区的禹城市伦镇赵庄村为典型案例,利用高分辨率航空遥感数据为基本信息源,结合村庄逐户调查数据,通过土地利用分类与制图,定量研究典型村庄用地格局特征、扩展模式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赵庄村土地利用呈"耕地—作业空间—居住空间"的圈层式空间格局。2008年村庄用地规模比1967年增加了1.26倍,主要表现为宅基地的扩展和打谷场用地增长,1985~1990年村庄用地扩展速度最快,村庄用地在空间上向西和向南方向扩展显著。村庄用地扩展主要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突变式非地扩展和填充式补充扩展三个阶段。农户居住需求增长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是村庄用地扩展的内生动力,村庄内部条件与外围环境的巨大反差是村庄用地向外扩展的外部环境动力,农户收入增长为村庄用地扩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而村庄土地规划缺失与管理缺位使村庄用地扩展失去约束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村庄用地扩展。最后,针对村庄用地扩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村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土地征收中生态补偿缺失对农民权利的影响

文章采用资料分析,理论分析的方法,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土地征收补偿中都存在着生态补偿缺失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的征收补偿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如补偿理论支持不足、补偿范围小、补偿额度低、补偿不到位等。这种制 度缺陷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耕地流失,同时也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了土地使用权人———农民的相 关利益,如土地被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降低了相邻土地的生产 力,影响了农民的相邻权;土地又是农民世代生存、繁衍、发展之所在,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生活来源,农 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影响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土地的资源属性表明,土地征收必然涉及 到土地利用的变化和生态环境因素的改变,涉及到农民的环境权的保障。为此,必须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建立有效 的市场化运作手段,通过对农地生态价值的正确评估,公平、合理的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以实现社会公平、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