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产业用水变化驱动效应分解与时空分异

辽宁省是我国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瓶颈因素。通过构建产业用水变化的全要素分解模型,测度了1994～2007年辽宁省产业用水变化驱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与用水强度效应,计算了各种效应对用水变化的贡献率,并对各种效应进行了时间分异分析;运用全要素分解模型测度了1994～2007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产业用水变化驱动的三种效应,结合ISODATA聚类模型对各种效应进行空间聚类,进而对各种效应进行空间分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产业用水变化是由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作用共同决定的。该结论对于正确理解辽宁省产业用水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洲入境旅游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利用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等数理分析方法以及借助ArcGIS软件刻画非洲入境旅游空间分布情况和构建非洲入境旅游重心模型,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分析非洲入境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显示:从时间序列上看,2005—2016年间非洲入境旅游经济区域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收敛的态势,但区域之间发展依然不平衡。从空间分布上看,非洲区域入境旅游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地位差异性和空间聚集性特征,但空间区域差异逐渐弱化。研究期内非洲东部和部分岛屿国家入境旅游发展提升明显,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入境旅游的薄弱聚集区。非洲入境旅游重心的演变大致经历了2个阶段,在2005—2010年间,非洲入境旅游重心逐渐靠近非洲大陆地理重心,说明非洲入境旅游趋于均衡发展;在2011—2016年间折返向东南迁移,表明东、南部非洲旅游地吸引力增大、入境旅游经济发展向好。     

2002-2015年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2-2015年的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测算,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同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中国社会保障总体、地区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区域相对保障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② 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水平的“东—中—西”的格局与中国地区发展的格局相吻合。社会保障水平的热点区和冷点区表现出较明显的空间演变特征,高热点区在东部地区扩散并向中部地区辐射,冷点区在西部地区分布并不断加深和强化。③ 人均GDP、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教育水平、财政转移支付5个因素,形成经济、教育、财政和社会四大驱动力引致社会保障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布局。     

长海县海岛旅游化效应时空分异研究

研究以海岛旅游规划为基础,以大连长海县为例,分析长海县海岛旅游化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海岛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表现为旅游地景观旅游化阶段（2002-2009年）和旅游地后台旅游化阶段（2009-2012年）。② 在旅游用地的时空扩展尺度上,呈现出时间扩展和空间扩展并存的格局。在旅游用地的功能变化上,海岛土地的功能逐渐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多元化功能转变。③ 在机理研究上,以旅游资源为原生动力,旅游交通、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为内生驱动,政府政策引导旅游企业和旅游客源市场等为外部驱动成为海岛旅游化的主要动力。     

湖南农村水贫困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在总结前人水贫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测度模型,并以湖南省农村县域为评价单元,对其农村水贫困进行定量测算,并对湖南省农村水贫困的时空演变格局和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10年来,湖南农村水贫困整体上呈"U"形变动趋势;湘中、湘西南为湖南农村水贫困的低值区,水贫困问题较为严重,湘西大部、湘东和湘南局部则为水贫困高值区;近年来湖南农村水贫困整体趋于改善,湘西等山地区改善速度较慢;通过聚类分析把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分为4种类型;造成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新疆城镇化绿色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因子探究

作为西部大开发重点和"一带一路"核心区,新疆城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地缘属性,科学诊断和识别城镇化绿色发展驱动因子,可为统筹边疆发展和安全格局提供实证依据.根据绿色发展和空间结构理论,用熵值法、地统计分析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基于ArcGIS空间分析平台,研究了2008—2018年新疆14个地州(市)城镇化绿色发展的...     

青藏高原农业现代化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农业现代化是当代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本文基于1990—2017年青藏高原统计数据,构建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进而获得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各项指标贡献度,以此评估高原农业现代化发展时空特征和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17年青藏高原农业现代化水平普遍偏低（全区平均农业现代化指数为0.15）,呈增加趋势;② 从空间上看,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分散在高原北部、西南部、南部边缘和一江两河的德格县、湟中县、白朗县、浪卡子县等部分县域;③ 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单位耕地面积用电量、有效灌溉率和土地生产率对高原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最大（对农业现代化指数的贡献度分别为13%、12%和11%）,其中单位耕地面积用电量和土地生产率增加促进了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正向驱动因子;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的增加不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负向驱动因子。     

人类福祉视角下中国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对中国生态效率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中国生态效率呈缓慢波动上升的特点,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生态效率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西部,中部生态效率相对较低;除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海南外,其余地区都需要调整配比关系来改善生态效率;人类福祉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制约生态效率的第一影响因素;中国生态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以及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波动中缓慢上升的特点,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则呈下降趋势,除四川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完全得益于规模效率外,科技进步对其他地区均具有正向作用。     

中原地区多尺度城乡收入的时空分异

采用Theil、CV、Moran's I及尺度方差等方法,基于分区级、市域级、县级三种尺度分析2000-2012年中原地区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从多维视角探索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 2000年以来,城镇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在三种尺度上均表现逐渐减小趋势;乡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均呈现逐渐增大趋势;而城乡收入比区域差异不同尺度演化趋势不同,但总体与乡村人均收入较为相似。2尺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城镇人均收入尺度方差及构成由大到小为县级、市域级、分区级;而乡村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比则分为县级、分区级、市域级。3城乡收入三项指标在不同尺度水平上空间关联格局均表现出总体的稳定性,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的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LL区为主,而城乡收入比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HH为主。4 Arc GIS分类中,市域级尺度城乡收入三项指标空间类型呈现明显的分区分布,县级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且多呈规模不等的圈层分布特征。通过探索城乡收入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尺度变化特征,可了解不同尺度城乡差距特征及其尺度效应,为中原地区、中国类似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人类福祉视角的中部地区碳排放绩效与效应分解

碳排放绩效是当前国内外低碳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针对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测度展开,关注经济产出的碳排放绩效。基于人类福祉是研究碳排放绩效的新视角。首次提出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及图解,据此构建了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模型,应用LMDI分解法建立了碳排放绩效的效应分解模型,对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及其效应进行研究发现:(1)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整体上先增后降;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与碳排放绩效整体上均呈递减趋同态势。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碳排放绩效的省际差距整体上趋向缩小;(2)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总效应波动较大,驱动效应和抑制效应交替出现。经济福祉绩效效应整体递增,由抑制效应向驱动效应演进,呈现趋同趋势;(3)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主要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两种效应的叠合。     

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Driving factors and spatiotempor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of China

Environmental stress is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overall pressure 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systems caused by the output of various pollutants as a result of huma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ollutant emissions and socioeconomic databases of the coun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alculates the environmental stress index(ESI) for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EWM) at the county scale and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major functional zones(MFZ) for the period 2012–2016. In addition, the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are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using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 method based on the STIRPAT model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with a decrease in ESI of 54.68% by 2016. This decrease was most significant in Beijing, Tangshan, Tianjin, Shijiazhuang, and other central urban areas, as well as the Binhai New Area.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 counties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s to the suburban areas, and the high-level stress counties were eliminated by 2016.(2)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increased further at the county scale from 2012 to 2016, and spatial locking and path dependence emerged in the cities of Tangshan and Tianjin.(3) Urbanized zones(development-optimized and development-prioritized zones) were the major areas bear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that time period. The ESI accounted for 65.98% of the whole region, where there was a need to focu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4)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at the county scale included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technical capacity of environmental waste disposal,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put, the intensity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lso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5) There wa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of the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o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Thus, it was necessary to adopt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in respect of emission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driving for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control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省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碳转移分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由于工业产业升级和转移所引起的碳排放空间重塑也成为低碳发展研究的新方向.本文综合运用碳排放量物料平衡法及结构分解模型,核算2001-2017年广东省城市工业各行业的碳排放量,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同时在产业转移背景下,分析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碳转移格...     

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

应用空间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分解及面板模型等方法,对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省际差距整体趋于缩小。其中,“九五”时期不断缩小,“十五”时期波动变化,“十一五”时期快速缩小,“十二五”时期趋同发展;②四大区域之间的人类福祉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但其贡献率总体呈递减趋势,而区域内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西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最大但降幅明显,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先扩大后降低,中部、东北地区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相对较小且不断缩小;③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同向扩大。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均可提高中国各省的人类福祉水平,但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提高卫生经费占比的增长率可降低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但却能有效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福祉差距。提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转移支付,既能提高中国各省区的人类福祉水平,又可起到促进地区之间福祉均衡作用。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绿色生产效率评价是评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可行性的重要途径。基于“人地协调”理念和“过程+格局”思维,建立了衡量绿色生产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市、区)近10年的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结合ArcGIS、Geoda软件,对中国2005-2014绿色生产效率差异以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呈现从“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转变的时序特征;②2005-2014年中国四大地区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率三级阶梯空间格局特征;④中国各省(市、区)绿色生产效率值与相邻地区存在相似性,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⑤经济发展基础和差别化的资源环境区域政策是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通过测算全国30个省域2000—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自然段点法,分别对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各省碳排放量进行分类,分析其空间分异化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了相邻各省份碳排放量的空间关联性。在此基础上,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角度,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结果表明：1）时间上,我国碳排放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4—2015年仅下降2%。除北京市外,其余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空间上,高值碳排放由环渤海及东部沿海省份逐步蔓延至中西部个别省份;2）各省域碳排放主要呈现高高集聚和低高集聚的特征,高高集聚稳定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和江苏省,北京市和天津市与高碳排放的省份形成一个低高集聚区域;3）东、中部比西部省份更易受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是驱动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是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对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有正向驱动和负向抑制作用,除贵州省外,其余省份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均是正向驱动作用。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耕地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例,基于2000、2010、2020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综合运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耕地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耕地面积由268959...     

重庆直辖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复杂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力是各子系统间物质、信息与能量相互流通与交换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入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1997—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为数据源,运用发展水平(衡量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态势)、发展效率(反映乡村人居环境发展趋向可持续的快慢程度)和协调指数(反映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衡程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测度模型,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力并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为因地制宜践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供策略支持。结果表明：1997—2015年,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时序上总体态势向好,其中发展水平逐步上升,发展效率波动剧烈,协调性稳步提高,各子系统间可持续发展力差异性较大;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在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中心-边缘”的分异格局,区县间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发展子系统呈“多级核心-外围”辐射圈层式差异化增长格局、生产生活子系统呈自西向东扩散式增长格局,生态环境子系统总体上先降后升,呈波浪式不均衡增长格局;从政府“制导引导”、城乡“双轮”联动、“点-极-核”整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整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