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城市内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以北京市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超大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城市优化建筑设计产业空间结构提供理论支撑。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负二项模型,分析了建筑设计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集中分布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中心城区;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选址郊区化明显。②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的集聚尺度较工程型更大,不同细分行业的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集聚尺度存在差异。③ 建筑设计企业在选址时受到政策、服务设施、运营成本、信息通达度和产业基础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选址时的侧重点不同。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影响更大。与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相比,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大。④ 选址在中心城区的建筑设计企业对服务设施和信息通达度等要素更为敏感,城郊的企业则主要受到成本要素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

集聚经济指向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特征,同时企业的选址决策通常受到集聚经济的空间效应影响。因此,尝试使用空间泊松模型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但空间效应的作用要弱于本地效应。②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空间效应是不同的,前者存在溢出效应,后者则为阴影效应。③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影响尺度也存在差异,前者正向影响尺度较大,而后者正向影响仅限于本地。④ 集聚经济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其强度存在正相关。     

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环境规制、地理区位与企业生产率增长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基于地理区位视角的研究较少。应用中国环境规制地理空间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环境规制空间相关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空间相关性作用显著,邻近城市环境规制提升有利于本城市企业生产率增长;环境规制对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影响不明显;不同的地理区位,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在地理区位视角下,针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成本假说"和"波特假说"具有各自的解释空间。     

城市内部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与实证

21 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故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业已引起经济学、地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形式,建设监理企业的城市内部区位研究尚未展开。论文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理论分析观点进行验证。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Geoda 软件平台上检验了2000 年至2011 年该市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解析其特定区位格局的形成是受制于何种预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 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追逐制度政策优惠等三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③ 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的需要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与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山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Spatial and Sectoral Patterns of Firm Entry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atterns of firm entry across sectors and space. Based on Pavitt’s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tegories—supplier-dominated, scale-intensive, specialized suppliers, and knowledge-based—we use China’s firm-level database, covering all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sales above 5 million RMB from 1998 to 2008,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spatial patterns of new entry firm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firm heterogeneity. Based on our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key findings. First,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sectoral pattern of new firm entry. Seco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pplier-dominated industry to a scale-intensive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08 in China has largely influenced spatial patterns of new entry firms (mainly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ntry similarity between regions).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mainly firm ownership, firm size, and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ffecte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new entry firms.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conclud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firms in reveal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new entry firms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China, firm entry, firm heterogene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sect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

当前时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维度和产品维度的两大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其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指出,面对上述风险,企业会寻求集聚分布,以受益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从而实施相应的企业策略以抵御风险。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测度企业集聚水平,同时基于非关税壁垒和产品复杂度数据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假设。本文尝试融合GPN 2.0和经典的集聚理论,对于风险环境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定量测度,并给予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基于不同区域层级的文化产业集聚研究

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从市域和省域两个尺度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并揭示集聚对文化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应用一致性方法估计了中国文化企业的生产函数,并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并从专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角度研究集聚对于文化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地级市尺度下,文化产业专业化经济并不显著,但却存在城市化经济;② 在更大的省域层面,则呈现出专业化经济显著,多样化经济弱化的特征;③ 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回归显示了结果的稳健性,核心文化产业的产业集聚经济更显著;④ 在知识溢出效应占主导的文化集聚中,通信基础设施良好的省份被赋予了创意交流的便利性,因而拥有更强的集聚经济。     

技术关联、交通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公路和铁路的研究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网络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国汽车制造业集群网络为例

“全球集群网络”理论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新兴主题,是在产业集群研究方向上对“网络外部性”进行探讨。本文构建了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影响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企业层面的专利数据和供应链合作数据,描绘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集群之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和供应链合作网络,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和对比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显示：集群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对企业TFP产生异质性的作用。对于具有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所在的产业集群与其他集群的供应链合作有助于增加企业TFP;对于缺少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TFP的增加主要得益于集群内部密集的供应链合作引发的集聚外部性。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TFP的影响是源于“学习机制”和“匹配机制”,即集群间的供应链合作能够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提高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匹配效率,从而提高企业TFP。研究结论丰富了全球集群网络的理论框架,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生产绩效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利用EG集聚指数、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及其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先集中后均衡的空间集聚,整体稳定在低集聚区间;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相邻空间单位中具有空间正相关特点;集聚经济、政策支持等因素对不同企业绩效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对于中低绩效企业而言,政策支持的促进效应大于集聚经济,对于高绩效企业而言,集聚经济的促进效应由于政策支持,内部规模经济对各绩效水平企业均呈促进效应。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创新人才集聚的理论探索——全球人才流动的城市选择视角

人文?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视地理事物的区位规律研究,经典区位论已从产业区位转向城市区位,直至人类社会进步核心动力的创新活动区位。人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人才区位研究是地理学、区域科学与经济学研究热点与难点之一。为此,系统梳理创新人才的多尺度区位选择及其空间集聚文献,辨析创新人才流动、区位选择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关联逻辑,构建城市群创新人才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分析框架,尝试解析创新人才区位选择及其空间集聚机理,进而提出分工深化与人才异质性背景下城市群创新人才集聚的研究展望。     

全球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

企业动态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根据新企业成立和就业净增长的关系,把中国城市划分为创业型、旋转门型、惯例型和缓增型4类增长模式,描述其在2003—2008年和2008—2013年的时空变化。发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外向型制造业核心区的城市新企业成立不足,现有企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由惯例型转变为缓增型;在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东部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持续吸引了大量新企业成立,并推动制造业就业快速增长,由旋转门型转变为创业型。论文建立“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揭示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模式在2个时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集聚经济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向心力到离心力的转变;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小企业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此消彼长,体现了“全球-地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