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转型成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转型内涵,应用以综合赋权为基础的模糊物元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模型等评价方法,对2000~2012年中国城市经济转型成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12年中国经济转型低值地区发展速度提升较快,高值地区发展有减缓趋势,但整体呈现出较好的转型态势且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2005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取得成效并不显著。②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空间格局变化甚微。经济规模扩张度、结构优化度、发展持续度在空间上呈现正向变化,转型成效明显;经济效益提升度却呈现出正反向回旋式变化,说明转型中政府政策的实施存在时滞效应且转型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③ 城市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性基础因素奠定了城市经济转型的基础,提升性动力因素为其注入了活力,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当前经济转型现状,未来影响城市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内生发展能力和政策导向因素。     

长江三角洲地区门户功能演化与驱动机理

采用综合指数评价、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2004~201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门户功能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门户功能上升趋势明显,空间上由“一极三强”的格局演变为“一极四强”;② 各类门户功能的空间差异整体上呈缩小趋势,其中国际门户功能的差异明显大于综合和国内门户功能,而组间差异是导致门户功能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所有门户功能均由南-北方向分布向东-西方向分布转型。长三角地区门户功能的演化是由多重因素驱动形成的,国内和国际门户功能的驱动机理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评价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构建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ArcGIS 空间分析法对2003~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空间格局及集聚模式进行探究,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普遍处于失衡状态,但失衡水平在不断降低。② 经济结构失衡水平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在空间上形成典型中心-外围分布模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2003~2008年,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并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而2009~2015年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出现“失衡并增长”。     

社会空间视角下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研究——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服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工业化阶段能源基地的资源型城市,正面临着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多位一体的全面转型。选取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淮南为案例,基于社会空间视角划分城市地域功能结构,构建社会-经济-空间多维因素的互动框架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科学转型。研究发现：淮南市社会空间包括6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的空间集聚和街区分布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基于不同街区的功能属性划分出5个空间功能组团,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团;居住、商业、生活服务组团; 煤炭开采与加工工业组团; 非矿点区域、乡村区域组团;经济新增长点培育、转型发展组团。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 “城”、“矿”功能的隔离与排斥,② 连绵型低收入农业空间的嵌入,③ 城市服务功能空间的紧缩,④ 煤炭开采与初加工的空间共位,⑤城市转型尚未形成规模与联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地域结构的形成原因及优化路径。     

基于服务空间视角的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扩展研究

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功能空间迅速扩展引起了广泛关注。以长春市用地现状图和统计资料为数据源,借助ArcGIS和SPSS软件平台,引用多种模型基于服务空间视角研究了1995年以来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扩展的特征、效应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1995~2013年长春市城市空间扩展迅速,扩展模式整体上以圈层式近域扩张为主,城市与服务空间整体的偏离问题始终存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服务空间明显滞后于城市空间的扩张。② 城市空间快速扩展产生了城市蔓延、功能空间失衡和城市功能空间的优化升级等效应。③ 行政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和人居环境水平的提高是城市功能空间本质内涵扩展的社会经济核心因素。     

中国区域发展时空格局变化分析及其预测

基于1997~2010年的全国省级、地级市和县级多尺度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库,采用GIS与空间统计学相结合方法,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及时空格局的尺度依赖性,并对未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合理预测。结果表明：① 1997~201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中心位于河南省境内,并呈现出西北移动的趋势,出现沿海-大陆共生的经济空间格局并逐步均衡化。② 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为显著的尺度效应,其分布重心、形状和方位在不同尺度上发生变化;总体而言,空间尺度越小,其经济重心越偏向西南方向,其空间分布形状越接近于正圆,主轴方位越偏东。③ 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20 a中国经济重心会继续向北移动,略微偏向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群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研究结果可以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辽宁中部城市群城市体系中规模与距离关系的研究

以城市人口规模、城市间距离为指标,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城市规模与空间距离的关系,以及城市与“最近城市”的距离和“距离位序”之间是否存在类似“城市位序-规模律”的定量关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i的规模P_i与“最近城市”n的规模P_n、距离D_i-n以及区域中心城市c的距离D_i-c有关,与首位城市的规模和距离无关,其中P_n、D_i-n为正向影响,D_i-c为负向影响。就影响力而言,区域中心城市c的影响大于“最近城市”n,这一点区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群。② 城市群中存在“城市距离-位序律”的定量关系。③ 利用城市规模与距离的定量关系可以测算理论人口规模和影响范围,为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人口预测和空间结构划分提供有益参考。     

制度在都市政治中的论辩与研究进展

“制度”原是政治经济学取向中传统的分析对象,但在1970年代后的社会脉络变迁与学术发展进程的影响下,制度开始拥有主体性的地位。在都市政治的研究场域里,一方面由于都市从统治(government)迈向治理(governance)成为普遍的趋势,另一方面受到社会科学制度转向的学术风潮影响,制度在都市政治研究中的角色开始面临重新反省与理论化的困境,但此一部份缺乏系统性的探讨。本文即在这样的脉络下,首先将分析都市政治的变迁,及其与地方政府制度间的关系;其次则试图论述制度论的演进与观点,及其在都市治理范畴中的发展;最后则讨论重新将制度理论化的取径,反省制度转向后的理论议题,并试图提出可能的研究观点,藉以寻求媒合不同概念层次之都市政治理论的可能。     

中国城市群人口流动问题探析——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镇化下着重以人为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以沿海城市群为代表的三大核心城市群正在成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与空间组合新模式。对沿海三大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吸纳与流动过程的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聚集的核心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紧密且人口空间结构的集中化特征明显;② 城市群对流动人口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吸纳能力与城市群级别成正比;③ 在城市群区内人口流动结构的固定化方面,东部沿海城市是流动人口的首选区域,由西部向东部人口流入的趋势日益明显,人口流动将相对固定化,成为城镇人口的主要来源。这就需加强对城市群区内各大城市发展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加强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分析城市群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城镇人口的合理安排,劳动力的地域分工与城市之间产业链的协作关系,以期达到更深刻的探索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育趋势的远大目标。     

The impacts of the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on urban polycentricity and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北大核心CSC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s an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spat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t has profound effects on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2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this study us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a special typ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morphological polycentri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local regions, but also ha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urban form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an reduc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 morphological polycentri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varies across regions.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regi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uch restructuring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restructuring has significant promotional effects in large cities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hile the effects in mega-cities, super-large cities, and small c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rudently carry ou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olycentricity by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 2023, Editorial office of PROGRESS IN GEOGRAPH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

区域产业不断演化与升级推动区域的持续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却忽视了外生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所带来的路径突破和创造的机会。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出口产品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发展受到原有产品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最大,更多的是扩展与本地具有技术关联的产品;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外联系、技术关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均有利于削弱对城市现有产品结构的依赖,有助于创造新路径。     

西部干旱区省会城市生态经济位比较研究

从生态经济位理论出发,提出了城市生态经济位概念及度量方法,并根据生态经济位计算模型,从社会、经济和环境因子三个层面归结了30个指标,建立了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依此测算了2002年、2003年西部干旱区6个省会城市的生态经济位,得出2002年和2003年在西部干旱区省会城市中,乌鲁木齐的生态经济位最大,西宁的生态经济位最小的结论。文章最后分析、解释了西部干旱区6省会城市生态经济位动态变化及其原因。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空心村综合整治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顶层设计,其实施将惠及农村的转型发展进程。空心村综合整治以优化重构乡村空间、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为目标,通过村庄整治盘活农村闲置土地及其他资源。本文以空心村综合整治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空心村整治工作推进的现实意义。结果表明,传统单纯依托需求管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空心村问题的出现和加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从补短板、去库存、增加制度供给三方面服务于空心村综合整治工作。为确保空心村综合整治关键技术推广应用,构建了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制度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宅基地有偿退出转让制度、空心村整治财税制度以及就业安置和福利制度。最后,基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地宅”关系的演进历程梳理,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农村新型“人地宅”关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东北三省县级尺度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类型划分

人口老龄化正成为制约东北振兴发展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静态指标（老龄化系数、老少比）、动态指标（年龄结构变化、老年人口与非老年人口数量变化 、老年人口增速）、空间自相关等测度指标和方法,分析了2000?2010年东北三省县级尺度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并对人口老龄化类型进行了划分。主要结论如下：① 从静态指标来看,10 a间无论是老龄化系数还是老少比,均表现出全面升级态势,区域差异更加突出,空间分布由“均质”向“极化”转变。辽中南城市群、资源型城市市辖区和部分边境市县成为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集中分布区。② 动态指标来看,10 a间四大城市的市辖区、大城市周边市县、资源型城市市辖区、边境市县等区域,在年龄结构变化、老年与非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老年人口增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③ 综合运用静态和动态指标将东北三省划分为5种老龄化类型：稀释老化型、残留老化型、就地老化型、潜在老化型和未老化型。对每种类型的老龄化特征进行了总结,并对典型区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演化阶段识别及其发展特征

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类特殊城市,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灯光影像等数据为基础,采用门槛面板模型、非参数估计等方法,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阶段进行定量划分,并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城区空间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城市转型的差异性特征,揭示了资源型产业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以及资源型城市转型关键时间节点和政策着力点。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空间相对分散,但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比1.9%和31.0%可以作为资源型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性指标;不同发展阶段中,社会经济要素在中心城区的集聚程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明显不同,成熟发展期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Planning Beijing: socialist city,transitional city,and global city

Cities are center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and urban planning is a process responding to and guiding urba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aoist era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ist ideology, China limited urbanization while promot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served as an instrument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ince the reform of the late 1970s, Chinese cities have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growth and restructuring. However, the gradualist, exploratory reform—exemplified by Deng Xiaoping’s slogan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makes Chinese cities constantly change without clear direc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Beijing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changing institutional and global contexts underl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ties, and planners’ responses and dilemmas in making plans and implementing them. We found that market reforms, rapid growth, and dramatic change make urban master plans quickly out of date, forcing Chinese planners to frequently revise these master plan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China has broadened from physical planning, and Chinese planning has adapted to market reform through utilizing concepts of visioning, flexibility, and governance. Increasingly what we call a “hybrid” form of planning is arising in which global concepts and Chinese ideas interweave in order to direct the shape and form of the Chinese metropolis.